马丁·贝克说他对那些红夹子里的档案内容很好奇，其实不然。事实上这一点也不吸引他。那为什么他给了一个令人混淆、被误导的答案？为了要让库尔保高兴？不可能。为了要欺骗他？这个想法太牵强了。他没有理由这样做，也不可能这样做。他们彼此的了解太深，也交往很多年了；此外库尔保是他所遇见的最不易受骗的男人。也许是要欺骗他自己？虽然这有些荒谬。

    马丁·贝克在收拾办公室的同时，仍不断地思考这个问题。整理完抽屉后他开始调整室内的物件。把椅子移动一下，调书桌的方向，把档案柜向门那儿移了几寸。他将桌灯的螺丝转下来，把灯摆在书桌右手边的角落。显然他的代理者比较喜欢把它摆在左边，要不然就是它一直都是这样的。对于小事，库尔保时常是随兴而为，但如果是重要的事情，他就变成一个完美主义者。例如他迟至四十二岁才结婚，只为了要找寻一个完美的妻子。他一直等到那一个女子出现为止。

    马丁·贝克则全然不同，他有个二十多年不成功的婚姻，与一个看来绝对不是他梦中人的人结婚。无论如何他现在已经离婚了，他想自己一定拖太久了。

    这六个月里，在思考过一切后，他有时会怀疑离婚是不是一个错误。可能一个唠叨、烦人的妻子还是比没有妻子来得好些吧？

    唉，想这些已经没有用了。他拿起花瓶中的花给了一位秘书，这个举动似乎令她很高兴。马丁·贝克坐回桌前，并且看了看四周，所有的东西都归位了。

    他是否想向自己证明一切都没有改变？这是个毫无意义的问题。为了要尽快忘记它，他把红色的档案夹拉了过来。塑胶夹是透明的，所以他立刻看见这份档案是关于凶杀案的。这无所谓，处理凶杀案是他专业的一部分。不过这个案子发生在哪里？保斯街五十七号，几乎就在警察总部的门口。

    通常他会说这与他或他的部门无关，这是斯德哥尔摩刑事调查局的事。有一刻，他有拿起电话的冲动，想找昆斯荷曼那里随便一个人，问问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或者就把它装进信封里退回给寄件人。他冲动地想要采取强硬和严肃的做法——这种冲动是如此的强烈，以致于他必须用尽所有的力气去把它压抑下来。他看了看时钟以转移注意力。已经到吃午饭的时间了，但是他不饿。

    马丁·贝克站起身，到盥洗室喝了一杯温水。

    走回办公室的时候他注意到里面的温度变高了，而且有怪味。不过他没有脱掉夹克或松开衣领。他坐下来，拿出那些报告来看。

    二十八年来的警察生涯教了他许多事，包括看报告的技巧如快速过滤重复和琐碎的事，也就是找出特定作案模式的能力——如果真有这种能力的话。

    花了不到一小时他就仔细地看完整份文件了。大部分写得很差劲，有一些根本让人看不懂，而且有一些地方特别烂。他马上就知道这是谁写的了：埃那·隆警官。客气一点说，他似乎是在模仿他的同事，这位同事在其有名的例行交通报告中，曾写下诸如“街灯亮起，夜幕笼罩”之类的废话。

    马丁·贝克又翻了翻那份报告，偶尔在某些部分停下来仔细看看内容。然后他放下报告，手肘撑着书桌，额头埋在手掌内。他皱着眉头，想着那些较明显的片段。

    故事分成两个部分。首先是每天都会看见却令人厌恶的：

    十五天以前，也就是六月十八号，星期日，昆斯荷曼保斯街五十七号的住户曾经叫警察去那儿一趟。根据记录，电话是下午两点十九分打的。约两小时后，两个巡逻警察开着车到达那个地点。保斯街上大部分的房子距离斯德哥尔摩警察总部都不到九分钟的路程。不过这些耽搁是很容易理解的。首都的警力严重不足，而且刚好遇到放假期间，又是星期日；再说也没有迹象显示他们非常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