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诗阳点点头，跟着餐厅老板走进大堂旁边，沿短短的走廊一直走到尽头，来到一堵漆着深棕色木纹漆的厚重铁门前。

    老板掏出钥匙打开门锁，推开门跨前一步伸手到门框旁点亮电灯。然后转过身，向后招了招手。

    邓诗阳走进门，借着日光灯发出的白亮光芒，上下打量门后的空间。

    那是间面积还不到六十平方英尺的窄小办公室。墙壁上贴的白色墙纸已经开始发黄，显得肮脏而且陈旧，米色的矿棉吸音板天花很低矮，令人觉得这间本来就不大的办公室更为局促。

    在靠近门口的墙边，放着两个灰色不锈钢文件柜，中央则是一张很小的深褐色办公桌，上面放着一台灰黑色的“联想”笔记本电脑。日光灯照在光滑的烤漆外壳上，倒映出两条亮白的长条形光斑。

    老板锁上门，走到正对门口的墙壁前，拉开上面的百叶窗。然后用手指了指摆放在办公桌前那张灰蓝色的靠背椅，同时绕过桌子，在背靠墙的黑色皮转椅上坐了下来。

    百叶窗后有块一米多宽的单面透光玻璃，玻璃另一面是水吧的酒柜，前面放着一排不同颜色的酒瓶，从间隙可以看到餐厅大堂的情况。

    邓诗阳透过玻璃，看了一动不动地趴倒在餐桌上的翻译一眼，慢慢坐在椅子上。

    老板拿起遥控器打开冷气，然后倚在转椅靠背上，平静地问：“这位客人，你打算从我这里知道些什么呢？”

    邓诗阳不紧不慢地回答：“大家都是生意人，其实你应该明白，减多少税，或者人工贵不贵不是我们最操心的。”然后顿了顿，进一步说明道：“最让人放心不下的是局势，谁也不知道这破地方会不会再搞出什么事来，让我们的投资都打了水漂。”

    老板听后点了点头，发出轻微的“嗯――”一声，然后皱起眉头忐忑地说：“你说的我都明白，但出卖政府和军队情报可是要掉脑袋的”

    “所以才会有值得你冒险的报酬。”邓诗阳立即打断他，扭头瞅了墙上的单面透光玻璃一眼。

    老板狡谲地笑了起来，问：“那你愿意付出多少让我冒这个险？”

    邓诗阳把手伸进外套，摸出一捆对折后用橡皮筋扎着的一百元美钞，轻轻放在办公桌上。

    “这里有两千美元。”

    看着桌面上的钞票，老板的眉毛动了动，但没作声。

    “老狐狸！”邓诗阳腹诽道。他装模作样地思考了一会，才满脸肉痛地再掏出一捆美钞放在桌上，心不甘情不愿地说：“这里一共三千美元，是我的底价。不行的话，我只能去找别人了。”

    对方依然没说话。

    “看来还是谈不拢呢。”

    又过了几分钟，邓诗阳一脸失望地站起来，嘟哝着伸手打算取回放在桌上的美元。

    “我接受你的条件。”突然，老板出声制止了他，迅速抓起两捆美元塞进抽屉。

    这天中午，邓诗阳认识了许昭雄――“华利”中餐厅的老板。

    许昭雄五十多岁，祖籍福建周宁，出生于台湾高雄，是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一九七七年，受到“中砺事件”影响，他加入了民主团体“夏潮”。三十年前，台湾爆发“美丽岛事件”，由于曾带领示威群众冲击防暴警察，他仓惶逃到南非。在德班一家中餐厅，他花了六年时间，从洗碗的学徒做起，一步步升上大厨的位置。

    一九八七年，蒋经国总统宣布解除实施了三十八年的戒严令。他辞职返回台湾，但还不到一年，他发觉自己无法适应已经物是人非的故乡，于是另觅去处。一九八八年底，他经南非到斯威士兰，用积蓄在墨巴本开了家中餐厅。

    他花了十年时间在餐厅经营上，终于赢得良好的口碑和不菲的收入。去年年底前，他甚至计划在曼齐尼开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