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好，但发现、追求人生意义的重担也因此落到了个人肩上。这个负担可并不轻松。     这个负担是如此之重，以至于观察周围人你会看到，不少人不堪其重，只好逃避。他们基本还是按照前现代社会的方式在生活。他们并不主动选择自己的生活，而是把选择的权力——和压力——交给了家庭、单位、领导等其他人。同时，这些人往往也形成了怨天尤人、把失败的责任都推给其他人的心理特质。     如果他们取得了事业的成功，反而会接着患上“现代病”。这种病的症状是：感到生活很空虚，很无聊，心烦意乱，可又说不出烦的具体是什么事情。原来的设想是：有钱了、有权了，生活就会一直幸福快乐。现在钱有了权有了，但生活却并没有变得幸福快乐，反而变得无聊烦闷。而且，既然不知道具体原因是什么，那么，更多的快乐、权力、财富显然不能缓解症状。     正如弗兰克尔指出的那样，人生并不是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是在追求快乐，也不是像阿德勒所说的那样是在追求权力和财富，这些是人们追求其他目标的手段。如果没有那个其他目标，仅仅拥有快乐、权力、财富并不能让人感到充实和满足。     这和我们的个人经验也是相一致的。那种彻底的狂欢、玩乐之后，人们往往感受到的不是满足，而是空虚和若有所失。相反，平时持续的工作、为了一个目标坚持的努力、卓有成效的学习等等，反而会给我们带来心理上的真正满足和平静。这正是我们内心深处对意义强烈需求的表现。     作为一名心理学家，弗兰克尔年轻时深受弗洛伊德的赏识，后来又成为阿德勒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但他看到这两个学派的缺陷以后，就坚决离开了他们另立门户，提出了“意义疗法”。在战前的维也纳，弗兰克尔的新疗法成功地帮助许多陷入抑郁和绝望的人重新恢复了生活的信心。     当时，弗兰克尔自己也不知道，他将用亲身的惨痛经历大大拓展“意义疗法”的适用领域，那就是当人们面对重大的痛苦和人生逆境时，怎样调节自身的心理，怎样面对和战胜痛苦逆境，而不被它们所压倒。     事实上，在被抓进集中营以前，弗兰克尔已经得到了赴美国的签证。他本可以一走了之，在平安中度过下半生，但他不忍把年迈的父母留在越来越险恶的环境中而自己远走异国。他最终决定留下来，和家人在一起面对灾难。在这种强烈而可贵的责任感中，正包含了“活出生命的意义”对个人精神的提升力和对高尚人格的塑造力。     同样在集中营里饱受折磨，但和其他囚犯不同的是，因为是心理学家，弗兰克尔掌握很多心理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并且，他在战前就已经形成了一套关于“意义疗法”的完整理论。在集中营中，他有机会观察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囚犯们在集中营这个特殊环境中的心理反应，看看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意义疗法是否还能适用。     弗兰克尔注意到，那些丧失生活信心、对自己的不幸遭遇耿耿于怀的人会很快死掉。活下来的人，往往都有强烈的目标和愿望，他们渴望着熬过集中营的痛苦岁月，能活着出去，或者去见自己心爱的人，或者去完成一件重要的事，或者有什么其他个人的目标。这样的人，能更坚强地忍受痛苦。     更有一种人，能自觉地发现或者创造痛苦的意义。他们的表现就更加坚强，甚至带有某种乐观和幽默。     有一个宗教感强烈的囚犯，他说自己在进入集中营时，在心中和上帝达成了一个协议，用他在集中营所受的苦难拯救他所爱的人免于痛苦。这样一来，他在集中营中所受的所有苦难就都有了意义。不管他面对什么痛苦折磨，即使是死亡，他也能坦然面对。     由此，弗兰克尔得到了一个重要理论认知。生命的意义，并无普世、通用之说，人们生命的意义各不相同，是高度个人化的体验。你不能指望着一种意义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