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蒋介石未能预料到的，更是不能容忍的。所以，蒋介石决定采取措施，遏制"CC"势力。这第一条措施就是要把陈果夫调离中央，去江苏执政，对蒋介石的这一手，开始陈果夫并未察觉，只是四年以后才明白，结果两个人闹得个撕破脸皮，不欢而散。

    陈果夫、陈立夫之所以得到蒋介石的重用，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他们用行动践行着一条至高无上的准则：忠于领袖，结党为蒋。没有这个"忠"字，少了这个"蒋"字，可以说，陈果夫、陈立夫不可能有任何作为。然而，陈果夫、陈立夫在奉行"忠于领袖"的同时，随着自身地位和身价的抬高，也有意识地确立了另一个标准，即"忠于CC"。忠于领袖与忠于自己在通常情况下是统一一致的，因为陈果夫、陈立夫所做的事大都是蒋介石的事，是奉蒋介石的旨意行事。但在某些时候，二者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陈果夫、陈立夫推行的是双重标准，即表面上奉行"忠于领袖"，而暗地里却推行"忠于自己"的原则。关于这一点，蒋介石看出来了，心里也有数，只不过不去挑明罢了。因为，蒋介石毕竟站的要高一些，他要用人，要去成就一番大业，这个大业少不了陈果夫、陈立夫这样的干才。所以，蒋介石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不动声色，只是偶尔急了也要骂他们几句。

    实事求是地说，二陈兄弟为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个顺从的党务系统，这对蒋介石来说，功劳确实不小。但是，二陈只是在党务、文化、教育系统活动，而蒋介石要统揽全局，由于站在不同地位，从不同角度上看问题，也就难免有不一致的地方。二陈和蒋关系密切，二陈的部下们有时难免受到蒋介石的呵责。为了让CC分子们更加忠于自己，很多时候，二陈都敢为受了冤枉的手下出面辩护，有时甚至不惜蒙骗蒋介石。

    1931年3月2日，南京特别市党部监察委员会委员，接近CC派的黄埔学生田戴龙主办的《文化日报》，忽然接到蒋介石签发的一个手令。手令说："《文化日报》记载不确，造谣惑众，即行停刊为妥。中正"田戴龙见此手令，惶惶然不知所措。他不明白《文化日报》究竟哪儿出错得罪了蒋介石。他很想知道，但下达手令的人声称他只是奉命行事，并不知情。田戴龙位卑职微，又怎敢向蒋介石直接请示呢？

    不久，陈立夫知道了这件事，对此事甚表惋惜。陈知道田戴龙虽毕业于黄埔，但对自己确是忠心耿耿，不能让他伤心。思考再三，陈立夫有了主意，《文化日报》一切照旧，只要改名就行。并当即亲笔题写《建设日报》四个字，托人带给田戴龙。正在愁眉苦脸的田戴龙得此消息，欣喜万分，当即决定《建设日报》继承《文化日报》的一切权利。当晚立即出刊，发行照旧。只是为了不让蒋发觉此事，原来每天要呈送《文化日报》的guó mín dǎng中央、国民政府和国民军总部几处地方不再呈送《建设日报》了。

    这样，蒋介石的手令在陈立夫的袒护下成了《文化日报》主办者手中的一张废纸。《文化日报》改头换面后照样出刊，而蒋介石在事后却一直蒙在鼓里。这场风波之后，田戴龙及《文化日报》的主办者对陈立夫更是感恩戴德了，陈立夫用这种手法更赢得了手下的忠诚。

    第十部分 2.功高震主（2）

    据说陈果夫也常玩些小手法来拉拢手下的人。陈果夫在召见手下人时，有时时间过长，感觉疲倦，或有时手下讲话过于健谈，过于冗长，陈果夫听得不耐烦，往往利用名片背面，聚精会神地给手下人画像。手下人常常误以为陈果夫正在记录自己谈话的要点，往往会为自己如此受"重视"而受宠若惊。殊不知陈正不耐烦呢。

    总之，陈果夫、陈立夫虽然高唱"忠于领袖"，要求自己的手下人绝对地服从"领袖"，但如果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