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播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实属可钦可敬，可惜姓名忘记，无法在我的回忆录上留名。另外，日本共产党人青山和夫先生也不时独自到国际电台来对日播音，而鹿地亘先生及夫人更是双双经常出现于国际宣传处和国际电台，进行各种反侵略活动。对这几位日本朋友，在中日友好进入崭新阶段的今天，我不胜缅怀和敬仰之情。他（她）们立场正义，具有远见，都为中日世世代代友好奠立了始基，故不惜笔墨，在此提及。

    命运之神也许是在戏弄我，始终牵引着我朝着原来的出发点走去，沿着破译日密的道路前进。一九三九年二月，亦即我就职于国际广播电台三个月之时，军政部何应钦派其军用无线电总台（总台长王景禄少将）的科长周驾山突然来访，彼此素不相识，见面就说：“久仰池先生对于日本密电码颇有研究，军政部也想组织人才从事研究，何部长叫我来请池先生帮忙，主持其事......”，我则固辞，并说：“从一九三八年十月奉命研译日本密电码，中经机密二股、国际密电室，最后并入军委会密电研究组，迄一九三八年底辞职为止一年多时间里，都在逃难中，根本没有正式搞过研究，真是一窍不通。现在从事对日广播宣传工作，力所能胜，也很有意义，不想他就了......”。后来又来劝驾数次，最后他甚至提出“晚上去指导二小时，并不妨碍池先生的白天正式工作”并月送车马费二百元。当时我不便固却，勉强应允。当我问他“军政部现有多少研究人员”时，他答：现无任何人，全仗先生去从头组织。不过，收报人员可从军政部军用无线电总台调用，要多少人就有多少人。研究人员全凭先生去物色聘用，名额不加限制......“。原来何应钦得知蒋介石集中留日人才，从事日本密电码研究，他也心动，打算组织一班人马，万一有成便可以提高自己声望，在蒋介石面前增加发言权。不过，他对此项研究之有利于抗战，抱有深刻认识，而其基本动机是为抗战，则是不容否认的。不知他从何渠道打听到我，命周驾山一再来邀请，至今我也无所知。却说当我听了周的答复后，暗自思量，密码研究我本是门外汉，能否成功，毫无把握。现以组织全权jiāo付与我，摊子宜小不宜大，一旦无成，也易于收摊。所以对周说：”我只要收报人员二名，为我侦收日本无线电密电报；研究人员只我一人便可。“他听后愕然，我敷衍他说，等成功后再扩大组织未迟。他也只好听我的。于是便自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起，在重庆两路口附近租赁几间民房，既离我白天工作所在地上清寺中央广播电台很近，又距我观音岩下面蔼庐住家亦不远，地点可谓适中。二名报务员架起天线和电台，日夜侦收日帝密电报，多则一、二百份，少亦几十份。二名报务员，一名黄咸益，十分精干；另一名忘记。他们另住一个房间，与我办公室贴隔壁，系由木板隔住，中开一窗口，无线电报随收随递，十分方便。夜里我去二小时，翻阅这些密电报。事实上白天空中电讯繁杂jiāo叉，不易侦收，倒是夜里太空清静，对收发双方干扰较少；于抗战期间，日本无线密电报多数是在夜里侦收到手的，不仅数量多而误差亦少。就这样，我在清静的夜里，再cāo旧业，重作冯fù，向着破译日密成功的道路上迈开大步顺利前进了。

    七、单qiāng匹马，得来全不费功夫

    在汉口军委会密电研究组时期，我记得所侦收的日本密电报，多是由日文假名（字母）或数字（与中文密码电报相同）组成。只是从报头上的英文ＴＯＫＹＯ（即东京二字的罗马字拼音），判断它是日方密电报，后来才知它是日本军用密电报。当然，也有用英文字母组成的，后来才知它是日本外jiāo密电报。显然，英文是世界通用文字，日本使领馆遍设全球，收发电报自以使用英文字母为便。

    我在重庆两路口那所小小楼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