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表格的“案由”一栏上，写的是“反革命”三个字，犟脾气发作起来，不但坚决否认，还振振有词地声明自己抗战期间有功，解放以后无罪。核对表格的警员也不理他，问过以后，就把表格jiāo给另一警员，让池步洲捺印指纹：用油印机的滚筒蘸上油墨，在一块玻璃上来回推滚，等油墨涂匀以后，先每个手指头蘸上油墨，在一张大卡片上摁出十个展宽了的指纹，再整只手掌蘸上油墨在另一张卡片上摁两个全手掌掌印。

    池步洲对这种做法十分反感：从道理上说，没有判刑的未决犯，既可能是有罪的，也可能是无罪的，从身份上说，还是公民。提取指纹留存档案，只能对已决犯进行，或对与指纹有关的嫌疑犯进行，怎么可以稀里糊涂地胡搅一锅粥，不问青红皂白，不问是否有罪，一加逮捕，就先提取指纹留档呢？这种做法，简直是无视人的尊严，是违反“人权”的。

    他当然不懂得，在那个年代，“人权”这个概念，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的。对无产阶级来说，第一根本就不承认有“人权”的普遍存在，因为在阶级社会里，只有统治者的权力，根本没有被统治者的权力；第二即便真有“人权”这种东西，也要服从革命的需要，人民的需要，祖国的需要。共产党代表革命，代表人民，代表祖国，因此也就是必须服从共产党的需要。解放初期，大陆推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没有舆论监督，虚设监察机关，以致后来流dú泛滥，造成下面以权代法，上面“金口玉言”，一个人说了算，归根结底，推行“人治”而不推行“法治”，是一切错误的总原因，是一切腐败现象的总根源。

    解放初期，我就在上海的政法部门工作，对当时的办案情况可以说是比较了解的。从道理上说，法制机关本来应该是最讲理的地方，但是解放初期的法制机关，往往是最不讲理的地方，或者是“讲一面理”的地方。因为“法”属于上层建筑，“理”是有阶级xìng的；不同阶级的人从不同的阶级偏见出发，各说各的理，那自然永远也“说不到一块儿去”。

    一个人被捕，有两种可能，一是有罪，一是无罪。作为司法人员，首先必须甄别抓来的人有罪或无罪。但是解放初期的司法人员出于阶级偏见，往往在“共产党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你是共产党抓来的，所以绝不会错”的错误论证法指导下，对抓进来的人，不是先去甄别其罪错的有无，而是一概肯定其有罪。于是，任何人被捕，哪怕你原来是共产党员，现在也依旧对党忠心耿耿，却一进门就要你认罪。不认罪的，就是态度恶劣。世界各国的法律，量刑的标准主要是罪行的大小，认罪不认罪是次要的。罪犯不认罪，只要铁证如山，也可以根据其罪行判刑，但并不加刑。中国的解放初期，对于罪犯“态度的好坏”看得很重：重刑犯因为态度好可以减刑，轻刑犯因为态度不好可以加刑。当时执法机关中有一句很流行的话：“不管你有罪没罪，凭你这恶劣态度，就可以判你的刑。”于是，量刑没了标准，法治就变chéng rén治了。

    从常情分析，一个没有罪的人，被铐上了手铐，关进了牢房，从精神到ròu体，都受到了摧残与折磨，心情的“不愉快”，当然可想而知。如果这个人道德、修养、认识、情cāo都很高，懂得任何政法机关都有抓错人的时候，因此耐下心来，与政法机关合作，把自己的冤情剖析明白，从而最后达到无罪释放的目的。这就叫“有错抓没有错判”。但是具有如此高尚情cāo的嫌疑犯和审判员并不是很多，多数人无罪被捕，总是火气极大，呼喊顶撞，也在所难免；而司法人员则更不冷静，虽然那时候上海地区的司法人员还不敢公开地用刑，拍桌子、瞪眼睛之外，采取“疲劳轰zhà”“限制饮食”等等变相体罚来迫使犯人认罪的事，却是屡见不鲜的。

    作为执法人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