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次，对于书中所讲的社会主义社会各尽所能，按劳取酬，没有剥削，人人平等这些道理倒是很感兴趣，认为如果真能实现，不失为一种良好的社会制度。但是后来发现社会科学同盟中有一个姓齐的领导人，每逢留学生们参加神田区神保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集会的时候，如果有guó mín dǎng方面的人上台发表演说，总要组织一批人在台下跺脚、吹口哨甚至高喊口号进行捣乱。对于这种做法池步洲非常反感：第一，观点不同，意见不合，可以上台发言，进行辩论，有理无理，越辩越明，何必采取这种江湖上无知识会道门才使用的无赖行径？第二，大家都是中国留学生，主要目标都是读书救国，在这一大前提下，只要是有志于复兴国家民族的人士，不是出卖祖国利益的汉jiān，都应该团结起来，不应该为了小小的观点分歧闹分裂。他曾经把自己这些意见跟谢叔良提起过，但是后来又去了几次，发现社会科学同盟的人依旧如此，觉得裹进这种无谓的纷争中没有意思，就不再参加活动了。姓齐的负责人曾经找池步洲问他为什么不再参加学习，池步洲以学校里功课繁忙为辞，姓齐的也不勉强。从此池步洲就与社会科学同盟脱离了关系。

    就在这个时候，陈固亭要回国一两个月，来向池步洲辞行的时候，说起“现在国家正在建设三民主义，需要大批人才，你在《留东学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如果参加guó mín dǎng，毕业以后的出路是不成问题的……”等等。每一个留学生，特别是自费留学的学生，毕业以后的出路问题，当然是人人关心的，池步洲也不例外。不过那时候离毕业还早，就漫应了一句：“现在你忙于回国，我离毕业也还有一段时间，等你得便的时候再说吧。”

    两个月后陈固亭重返东京，第一次与池步洲见面，就拿出一张“特别入党证书”，说是一切手续都办好了。同时解释说：所谓“特别入党”，就是不用经过预备党员阶段，即成为正式党员的意思。他这样热情地“送货上门”，池步洲碍于情面，也不便推辞，只好郑重声明：“我忙于功课，不能参加党务活动。”陈固亭也连连点头说：“那没关系。”

    就这样，池步洲成了guó mín dǎng的“特别党员”，而且终其一生，确实没有参加过任何党务活动。这也可以算是他这个“特别党员”的特别之处吧。

    陈固亭是在“西安事变”以后即回国的，比池步洲早半年离开东京。那以后，两人也经常书信往还。由于陈固亭跟陈立夫、陈果夫关系密切，不久就在陕西省省政府社会处当上了处长。池步洲仓促回国，事先没有也来不及跟陈固亭打招呼。这次在华侨招待所不期而遇，纯属偶然。

    他乡遇故知，乃是人生四大乐事之一，池步洲立刻把陈固亭请到自己的住房里来，杯酒相待，晤谈竟日。陈固亭从西安来南京，是为开展抗日救亡的社会工作找国民政府的，但是晚了几天，政府的上下官员们忙于撤退搬迁，无人过问这些事情了。陈固亭听说池步洲回国来抗日，却不得门路，也忿忿然地说：“你的爱国赤忱，人所共知。只因你回国之前没跟我取得联系，以致今天陷于困境。以你的才学，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何愁找不到报国的门路？你放心，我一定给你找一个适当的抗日岗位。”

    两天以后，陈固亭来找池步洲，开门见山地说：“中央要找几个精通日语的人专门研究日军军用密电码，我看你倒是个合适的人选，只是不知道你肯去不肯去。”

    池步洲一愣，这可太出于他的意料之外了，也直截了当地回答：“你知道，我在日本是学电气工程的。后来在大使馆供职期间也学过经济学。电气和电码，尽管都和‘电’有关，那可完全是两码子事儿啊！对于密电码，我是一无所知；想学也没地儿学去，肯干也干不了。你还是另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