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急功近利的政绩观作祟。”郑明也深有感触，“部门利益是第一道拦路虎，任何新的政策和举措都可能触动部门固有的利益或格局，就说简政放权减少审批，说起来很好，前景也很美，但少了审判权，某些职能部门就少了利益和利益输送，更少了对基层和项目资金的控制，发改委没有了审判权，管理从哪里体现？让一个权力部门沦落到宏观研究和调控部门，何止是阵痛，简直比杀了他都难受。减税让利，说起来很容易，不改变总量，让出去的税收从哪里补回来，不让他找到补回的办法和地方，他会痛痛快快地实施吗，他不考虑乌纱帽吗？还有种种的纠葛，就更是让好政策难出大院了。再来说基层，考核方式不变，再好的政策也难以实施，原因很简单，他需要政绩，他需要数字，不然他就什么也不是。因此下面所能采取的，一个就是变相改变政策内容和实质，一个就是阳奉阴违，拖着不落实。”

    “这么些年，我们过分强调财富带给人们的快乐，却恰恰忽视了财富带给人们的不快乐”，闫博年慢慢地想着说：“媒体、舆论、电视，甚至日常生活，炫耀的都是富人们纸醉金迷的奢华生活，豪宅、豪车、豪富的生活，但在一个金字塔结构的社会形态里，财富带给快乐的人群毕竟还是极少数，大多的还是普通民众，进城务工人员，甚至下岗职工和城市低收入群体，财富对于他们是奢望，也是可望不可求的梦幻，他们面对的还得是平凡的生活，平常的收入，以及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等的问题和担心，财富其实对于他们不是快乐，而是负担。因此要研究他们的心理和需求，而不是迎合富人的的奢华，不是建更多的别墅、豪宅，私人会所、高档酒店，也不是极力宣扬宫廷菜、私房菜的神秘和高贵，而是要尽力解决安居房、保障房，学校、幼儿园配置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关注医疗投入和社会保障，关注世道人心，尽力解决老百姓的需求。这不是一句空话，过去的帝王还明白大灾之年免徭赋，农民起义还强调‘均贫富’，可见清醒的判断和诉求不但能获得民心，更能获得民力。而且要注重对青年，特别是学生价值观的正确引导，动辄帝王将相、美艳奢靡，对年轻人会是什么影响，又会将他们的观念带到何方？社会的稳定，首先应该是价值观的稳定，是人心的稳定，其实才可以谈的秩序的建立，诚信的回归，以及道德的重塑。”

    谈着说着，一顿饭吃了将近二个小时，饭后鲁健书记和浩南省长、郑明书记亲切地将闫博年送到餐厅门口，看着闫博年离去才各自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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