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人才来填补官僚队伍，并保持统治阶层一定程度的新陈代谢以确保整个阶层的活力，统治给予下层庶族地主中优秀人才一定的上升通道，获得其支持，同时防止其由于绝望而投入农民起义的队伍中，形成对封建国家的更大威胁。也正是因为科举制度的这些优越性，虽然期间有反复，士大夫阶层才能逐渐压倒勋贵c外戚c宦官等其他集团，成为封建国家统治阶层的主流c皇权的最重要基础。

    很多现代人将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与近代的公务员制度相提并论，并认为英国人正是从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中获得启发才建立了近代政府公务员制度。但如果将两者稍一比较，就会发现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制度，近代的公务员制度产生的是政府的官吏，而科举制度虽然也有选拔官员的功能通常不产生小吏，但实际上最主要的功能是产生统治阶级的成员。在公务员制度下，一个通过考试的成功者除非担任具体的职位，否则他将不会有任何权力，与普通人并无任何区别；但在科举制度下，即便只是通过最底层的考试成为一名生员，这个幸运儿就可以获得若干的权利：自己和家人都无需参加政府征发的劳役，自己名下的一定数量的土地获得免税权，在被剥夺生员身份前无需不会遭到肉刑c囚禁等惩罚，在司法审判中获得若干优势等等。而且这些权利是无条件的——即便他没有担任任何公职。

    不难看出，在古代中国通过科举考试的人就被立即跃升于众人之上，相对于他的邻人，他将在各方面都处于一种优势的地位，而这些特权是被整个社会所承认并由国家暴力予以保护的。实际上科举产生的是贵族，只不过这种贵族并非通过血缘产生，而是通过考试，而且无法传承给下一代。如果说在科举制度的开始贵族的彩还不那么浓的话，但随着从宋代开始“官吏分离”这一现象的出现，具体的行政事务越来越多的由吏员和幕僚承担，而科举产生的官员则轻松的坐而论道，科举制度中的贵族彩也愈来愈重了。哪怕一个举人c进士赋闲在家，他依然可以凭借自己的身份参与政事，分享利益；而在职的官员甚至无法违逆地方缙绅的意志。到了明代，许多士大夫考取功名后却不愿为官，宁可留在家乡凭借自己的特权过着闲暇奢靡的生活。科举考试越来越成为一个迈入统治阶级的通行证而非选拔官员的渠道。这一阶层的力量是如此的大，以至于甚至可以超越国家——明代灭亡后，新生的满清政权承认了前朝士子们的身份，并从中选拔自己所需要的官员，也正是在获得了汉人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和承认后，满清才能入主中原，建立新的帝国。

    但正如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科举制度在明代达到自己的顶峰，也走向了历史的反面。这一制度的得益者从国家获得各种各样的特权，却拒绝承担统治阶级应尽的义务。的确，相对于过去的各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是有其优越性的，这也是士大夫集团在与勋贵c宦官c外戚c宗室统治阶级内部小集团的斗争中无往不胜的原因，但这一胜利越是彻底，越是巨大，封建国家本身也越是衰弱，因为在统治阶级内部已经不存在别的集团能够制衡士大夫集团，作为封建国家的最高代表皇权虽然竭尽一切努力来限制士大夫集团的无限膨胀，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刀刃总是削不到刀把的。这也是为什么满清明明在诸多制度上相对于明代是倒退的，偏偏却能达到封建国家的顶峰——作为一个异族政权，皇权可以在更长的时间里利用满蒙勋贵集团与汉族的异质性来制衡汉族士大夫集团，从而限制其特权的无限制膨胀，而当这一平衡被打破，满清的灭亡也就是倒计时了。历史就是这样，并不是简单的越是进步就越好，很多时候上前一大步，总是要后退一小步，否则就会扯到蛋。

    作为来自后世的穿越者，刘成对这一现象看的更加深刻。为什么庶族地主阶层为最大获益者的科举制度能够在数百年的漫长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