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顾一下汉唐集团在台湾北部地区的行动过程。

    从汉唐集团收复台北地区和基隆地区的行动可以看出，他们完全有能力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对待不同的对抗形式。

    那就是：你要战，我便战；你要谈，我便谈。

    当初，紫水号慢悠悠地出现在基隆海湾的海面上时，虽然那基隆特有的烟雨，使得它原本庞大的身形显得非常模糊，但荷兰人却非常清晰地看清了形势……再反抗只能就是个死了。

    基隆城里面的荷兰人们，最终确定了欧沃德总督真的是应上帝的招唤而去时，基隆地区的最高长官自动落到了高级商务员斯提恩经理身上。

    基隆城的彼特上尉与安东尼堡（红毛城）的鲍恩上尉最大的不同之处，不是他比不上鲍恩上尉的剑法或射击能力，也不是他们出身的不同，而是彼特上尉绝对是一个听从上级命令的人。作为一个小商贩之子，他更会临机应变，荣誉、责任什么的，哪一样都没有现实更重要。

    斯提恩经理面容悲伤地看着彼特上尉，说：“上尉，你看我们还能打下去吗？请说出你的判断……我们都和倪但理牧师谈过了。”

    “他们第一次攻打热兰遮城，我们以为他们是借助偷袭和内应，才能成功；第二次他们攻打安东尼堡，我们的准备已经是很完备了，三百名英勇的战士，坚固的堡垒，充足的武器装备，就算是三千人来攻打，也很难攻破……但他们的人数还不到三百人就把鲍恩上尉他们全歼了------现在他们不用进攻，只要围着我们……我们的粮食不够了，以前的收获大多都送往热兰遮城了……我认为倪但理牧师的建议很对，不能再死人了……”

    “这我知道，当时热兰遮城要太多东西。是啊，不能再死人了……”

    那时，台湾北部地区二三月份特有的绵绵阴雨，像是上帝为荷兰人落下的同情之泪。它让一切都阴冷、潮湿，虽然这里才多了几百人，但这个小小基隆城的必需品根本不够用了。

    这一切叫荷兰人怎么办？只能谈判。

    打不过，可以要个体面的投降，如果不能体面的投降，那么一定要保住性命。

    就这样，基隆城的荷兰人全都投降了。

    当然，这时所说的荷兰人只是一个没有办法的统称，总不能一一点明这帮子东印度公司人众多的国籍和民族吧？

    这时的欧洲，不仅是思想与科技新兴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大规模实行雇佣制的时代，那时的欧洲地区，人们的国家和民族的观念还不是那么强烈。

    英国人可以雇佣法国海盗打法国，法国人也可以向荷兰商人贷款用来与荷兰人做战?做战。

    这不是他们人种的无耻和商人的自私，别盲目上升到那样高的高度，这个时期，地球上的所有人的民族和国家观念都不强烈，咱大哥别笑话二哥。

    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这得等一个国家和民族实力强大以后才行。教育，是作用不大的。所以，此时孔子的“狄夷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狄夷则狄夷之”的论调绝不仅仅是儒家的一种智慧，而是这个17世纪里，颠扑不破的真理。

    也许越是民族的思想，就可能越是世界的思想。

    荷兰人想体面投降的打算落了空，伍坚强队长当时就认准了汉唐集团的规定：立刻无条件投降，我们会按照你们东印度公司的法律审判你们！

    这些是一点儿也没有可以商谈的余地，这使得负责主谈谈判工作的何斌腰杆挺得非常直。没办法，人家会荷兰话、西班牙话，别说安保队了，便是全汉唐集团都没一个同时会这两种语言的。

    谈判的结果都事先预定了，那么结果不言而喻，所有荷兰人都上船吧。

    谁的拳头大谁说得算，这也是放之四海皆真理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