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发达的。

    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众”、“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说法。

    申不害相韩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韩国虽然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却能相安无事，成为与齐、楚、燕、赵、魏、秦并列的战国七雄之一。

    而有一点很关键的是，在公元前342年开始的魏国攻韩战争之中，若非有着申不害变法的底蕴存在，恐怕连战惨败的韩国，早已被魏国所灭，之后也没有马陵之战什么事情了。

    ……

    秦国选择改革的时间比关东六国晚很多，用冠冕堂皇的说法，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制度为生产力让路。

    但是更有说服力的说法是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式，逼得秦国不得不改弦易辙。自战国时代始，各国的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那个时代并无和平发展的原则，强国对弱国的做法只有一个，武力吞并。应该说，秦孝公算是个智者，他感觉到了无时无刻不在的危机，因此才选择了谋求变革的道路。商鞅的出现，是迎合了秦孝公的需要。

    商鞅向秦孝公提出的政治观点非常鲜明，而且极端：农战。这两个字就概括了未来秦国的基本国策，也成了商鞅执政的政治诺言。

    商鞅所提倡的“农战”政治路线其实很好理解，就是把整个国家打造成一个战争机器，民众要做的只有耕种和战争。或者说，耕种也是为了战争这个核心目的所服务的。这点从他载入史册中的言论就可以清楚，他策动战争的潜在意图已经昭然若揭：“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

    商鞅的制度改革，直接作用于经济的政策，在中记录的并不多，最为重要的部分只有两句话：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

    前一句，即对土地的政策上，学界是有所争议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商鞅将土地私有化，另一种观点是商鞅不仅没有将土地私有化，而是加强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管理。

    而在商鞅变法的同一时期，关东六国已经完成了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改革。

    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我们可知，商鞅变法前，秦国积弱已久，而变法后几年，秦国竟然一跃跻身至强国之列。联系到变法前土地类私有制而导致经济发展不振，若说将土地私有化催生了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果，显然是逻辑不通的。

    况且除了中记载的董仲舒言论外，再无别的资料可以证明，当时秦国采用的土地政策是私有制。

    和中的记录可以佐证，商鞅变法时，秦国的土地政策是实实在在的国有制。因为在其中记录了当时种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却单单缺了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对于土地私有制来说，这显然不够合理。而授田，也只能建立在土地国有的基础上才能完成。

    二年十一月初一，王命左丞相甘茂、内史匽，取譬，更修为田律。律令如下：畛道的标准，定为长八步，宽一步，一亩有两条畛道和一条陌道。百亩合一顷，一条阡道，道宽三步。封，高四尺，为最高者。埒，高一尺，下厚二尺。于三年秋八月始行，修封、埒，端正疆畔等界域，并刈杀阡陌上的荒草。九月，修路及水道；十月，造桥，修陂堰筑堤坝，以利疏通河道。纵使没修道路时杂草较少，然路有毁坏坎坷不平而不可行，遂相机而修道。）

    将国有土地强化管理，统一调控，平均分配，才是商鞅变法真正的土地政策。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甘龙、杜挚等贵族极力反对变法的根本原因。商鞅的政策，等于剥夺了贵族们占有国有土地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