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历史上，许多地方官喜欢用墓祭等形式来处理纾旱、止涝等具体的行政事务。

    如东海郡太守杀牛自祭孝妇冢，因表其墓，以求雨解除久旱之灾；会稽太守刑讼女而祭妇墓，以求雨；河南尹周畅身祷祭天求雨，久祷无应，畅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万余人，“应时澎雨，岁乃丰稔”。

    又如东郡太守王尊与巫士一起祭祀水神河伯，“亲执丰璧，使巫策祝，请以身填金堤”，治理水涝。

    以墓祭身祷等形式求雨纾灾，主要是安抚民心，宣扬政德，可以稳定地方。

    若地方官员迷信巫术，完全将一方平安付诸虚妄的崇拜祭祀神灵上，则不但不利，反而有害于地方政治的稳定。

    如东汉末年，黄巾军围攻青州，刺史焦和虽“军革尚众”，却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禜祷群神”，最终落得兵败身亡，边城失守。

    鉴于此，政事堂的要求各地官吏在利用民间祭俗治理政务时，务必要分清主次，不可被巫师牵着鼻子走。

    必须明白，以经治国、礼法理政才是治理地方的核心手段，合理利用民间祭祀习俗乃是行政手段的重要补充。

    政事堂之所以会明确这个行政手段的主次，主要是刘曜总结了两汉历史当中的著名理政高手之手段，发现了这些理政高手治理地方的秘密。

    这个秘密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他们不过是把国家公法与儒家礼制结合起来，当公法与礼制不能奏效的时候，那就利用民间习俗，如此可解决大部分行政上的问题。

    刘曜还发现，那些身居上位理政大佬，在提倡“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的同时，还以追求“以教化为大务”的理念为政治圭臬。

    所以，在两汉历史记载之中，那些理政高手们常用的技巧，便是“以礼入法、以礼化俗”。

    这样的例子，在两汉史料里也比较普遍。

    可以说，“以礼入法、以礼化俗”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理性思维。

    刘曜最近让程昱编写的，其核心思想便是“以礼入法、以礼化俗”，用朝廷法律配以伦理，再辅以民风民俗，即为治政的三大手段。

    政事堂有关祭祀方面的政令，还有另外一个要求。

    即对于那些与官方意志相冲突背离、有碍国计民生的民众祭祀，地方政府必须大力限制、禁绝。

    除了前提到的限禁类似城阳景王祭祀例子之外，对民众私社、私祭等民间信仰的态度也是如此。

    私社，即百姓在里社之外，由十家、五家等自愿自发地组织起来的一种社祭团体。

    汉代历史上，在社与里分离、乡社与官社分离的大趋势下，私社得到不断发展，冲击到官社的主体地位，故受限禁。

    载有一个学界熟知的个案：“建昭五年，兖州刺史浩赏禁民私所自立社。”但禁令下达后，个别地方仍有抵制的情况，如“山阳囊茅乡社有大槐树，吏伐断之，其夜树复立其故处”。

    除了禁止私社外，官方所立的官社祭祀在地方政府主持下仍施行于民间，史载：“今郡国十月行乡饮酒礼，党正每岁邦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之礼。”

    这种官方祭礼意在引导民众，限制私社发展。

    对于其他有碍国家利益、为害民生的民间私祭，地方政府一律给予打击、禁绝。

    如东汉时期宋均上任九江郡太守，发现辖内浚遒县民众受巫士的蛊惑，岁献良家男女作公妪祭祀唐、后二山神，以致民间不敢嫁娶，前后守令莫敢禁，他下令“自今以后，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扰良民”，在巫叩头谢罪后，“乃杀之，是后遂绝。”

    又如会稽太守第五伦对当地淫祀无度的现象，采取“移书属县、晓谕百姓”和“敕之愈急”恩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