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去蔽，重行不先重知，非圣学也。孟子曰：「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权，所以别轻重；谓心之明，至于辨察事情而准，故曰「权」，学至是，一以贯之矣，意见之偏除矣。

    问：孟子辟杨、墨，韩退之辟老、释，今子于宋以来儒书之言，多辞而辟之，何也?

    曰：言之深入人心者，其祸于人也大而莫之能觉也；苟莫之能觉也，吾不知民受其祸之所终极。彼杨、墨者，当孟子之时，以为圣人贤人者也；老、释者，世以为圣人所不及者也；论其人，彼各行所知，卓乎同于躬行君子，是以天下尊而信之。而孟子、韩子不能已于与辨，为其言入人心深，祸于人大也。岂寻常一名一物之讹舛比哉!孟子答公孙丑问「知言」曰：「辞知其所蔽，yín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答公都子问「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曰：「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孟子两言「圣人复起」，诚见夫辞邪说之深入人心，必害于事，害于政，天下被其祸而莫之能觉也。使不然，则杨、墨、告子其人，彼各行所知，固卓乎同于躬行君子，天下尊而信之，孟子胡以恶之哉?杨朱哭衢途，彼且悲求诸外者歧而又歧；墨翟之叹染丝，彼且悲人之受染，失其本xìng。老、释之学，则皆贵于「抱一」，贵于「无yù」；宋以来儒者，盖以理（之说）〔说之〕。其辨乎理yù，犹之执中无权；举凡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则名之曰「人yù」，故终其身见yù之难制；其所谓「存理」，空有理之名，究不过绝情yù之感耳。何以能绝?曰「主一无适」，此即老氏之「抱一」「无yù」，故周子以一为学圣之要，且明中曰，「一者，无yù也」。天下必无舍生养之道而得存者，凡事为皆有于yù，无yù则无为矣；有yù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yù无为又焉有理!老、庄、释氏主于无yù无为，故不言理；圣人务在有yù有为之咸得理。是故君子亦无私而已矣，不贵无yù。君子使yù出于正，不出于邪，不必无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于是谗说诬辞，反得刻议君子而罪之，此理yù之辨使君子无完行者，为祸如是也。以无yù然后君子，而小人之为小人也，依然行其贪邪；独执此以为君子者，谓「不出于理则出于yù，不出于yù则出于理」，其言理也，「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于是未有不以意见为理之君子；且自信不出于yù，则曰「心无愧怍」夫古人所谓不愧不怍者，岂此之谓乎!不寤意见多偏之不可以理名，而持之必坚；意见所非，则谓其人自绝于理：此理yù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为祸又如是也。夫尧、舜之忧四海困穷，文王之视民如伤，何一非为民谋其人yù之事!惟顺而导之，使归于善。今既截然分理yù为二，治己以不出于yù为理，治人亦必以不出于yù为理，举凡民之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咸视为人yù之甚轻者矣。轻其所轻，乃「吾重天理也，公义也」，言虽美，而用之治人，则祸其人。至于下以欺伪应乎上，则曰「人之不善」，胡弗思圣人体民之情，遂民之yù，不待告以天理公义，而人易免于罪戾者之有道也!孟子于「民之放辟邪侈无不为以陷于罪」，犹曰「是罔民也」；又曰「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 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yù求之，使之无疵之为理；今之言理也，离人之情yù求之，使之忍而不顾之为理。此理yù之辨，适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为祸何可胜言也哉!其所谓yù，乃帝王之所尽心于民；其所谓理，非古圣贤之所谓理；盖杂乎老、释之言以为言，是以弊必至此也。然宋以来儒者皆力破老、释，不自知杂袭其言而一一傅合于经，遂曰六经、孔、孟之言；其惑人也易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