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玉田大洼地里的百姓可遭了秧。

    四月份闹了罕见的蝗灾，铺天盖地的蝗虫飞过来，吃光了可吃的一切。半夜醒来人们发现——窗户透了天，连窗户纸都被蝗虫吃光了，晾在屋外的鞋子也都不见了。

    到了谷雨，天又变了脸。阴雨绵绵，时大时小，一阵子喷布雨，一阵子鞭杆子雨（也叫“根儿雨”），一阵子瓢泼雨，停停下下，下下停停。麦秋时节，人们趟着沥水拔麦子，肩扛担挑，把麦个子才拽回了家。雨还是下个不停，场上垛起的麦子都发了芽长了小辫儿。

    人们害了怕，烧香磕头请求龙王爷停停脚儿。可雨却越下越大，平地涨水，人们慌了手脚，转开了磨磨儿。

    伏天，本来就是雨季。这一年老天更是疯了，连降暴雨，灰蒙蒙的天，一阵黑一阵白，只要天一发黑再变白就会“哇哇”地桶上一阵。一绺儿一绺儿一块儿一块儿低低的乌云在灰蒙蒙漫无边际的天空上向北跑着。俗语有话“云往北发大水，云往南跑旱船”。人们终于彻底绝望了，躺在家中等着那遭劫的一刻的到来。

    终于在一个深夜里，山洪下来了。满满当当的还乡河c双城河c蓟运河几条大河再也撑不住劲，“哇”地一声开了口子，大埝崩了。整个下洼子（指“南部的大洼地”）瞬间成了一片汪洋。在混黄的水中，有漂浮着的家具c门窗c树木c庄稼c粪便，有各种衣服杂物，有时还夹杂着人和牲口的尸体。大田庄稼糊顶（土语，指“淹没了头顶”）了，只能看到树梢和高地上的高粱穗子，它们在水面上忽悠忽悠漂荡不定。大洼地里的村庄孤悬在汪洋中，大有水一冲就散的架势。

    这下儿，包括玉田南部下洼子在内“九河下梢”的百姓可遭了难！

    吃喝成了大问题。正常的年份儿，这里的中等人家也没多少余粮，苦春时节，还要半粮半菜的度日。今年经蝗灾水灾这么一折腾，麦秋没打多少粮食，大秋看这架势也没盼头了，本来各家粮食就不多，这一弄吃食儿又从哪儿来呢？人们每天只能以稀粥c野菜c咸盐水度命。可找到的野菜挖光了，可吃的树叶捋光了，可吃的树皮扒光了。这时侯，大商号和富户老财开始从外地驾船运进了小米卖给人们，有的黑了心肝的还趁机放高利债，没钱买不要紧，放给你，可是要今年吃一斗小米，来年就得还一斗三四升小麦。反正命是你的，干不干在凭你自个儿。为了活命，管不了那么多了，命要紧啊！

    洪水进了院子，低洼的人家进了屋子，有的人家炕都被水泡塌了，只能在炕沿上搭块木板睡觉。有的人家本来就是个土坯垛儿，哪能抗住这连绵的雨呢？房子倒了，他们只能在既不遮风又不挡雨的窝棚中挣扎。

    水，没有干净的去喝；柴，没有干的去烧。到处是苍蝇蚊子，只要露着地儿的地方都会有一片一片的蝇子叮在那里，一有动静就会“嗡”地一声飞起，但随即又会归于寂静，落在地上，一如既往，只顾贪婪地吸吮着。到了一擦黑儿，成团成团的蚊子包围了人们，包围了牲口，虐杀着残喘的生命，吮吸着那即将干枯的血液。

    缺医少药。几个村庄只趁（土语，“仅有”的意思）那么几个中医大夫，而这些郎中们也只会好好脉，开几副去瘟败火的草药，对于开始流行的疫病束手无策，毫无办法。

    饥饿使那些本来结实如铁打，冷热不惧怕的庄稼人开始全身浮肿了，走起道来都直打晃儿，再加上瘟疫这一恶魔作孽，芸芸众生像“东西”一样在这个人间地狱中自生自灭着，无人管无人问。各庄天天都有往外抬死人的。起初人们还知道哭两声儿，后来死的人多了，就只会麻木着个脸子，机械地往没人的地方抬了，哭都忘了。谁知道明天不会是自己呢？一些年轻力壮的趁着还能动，抛家舍业，逃出了灾区去要饭扛活做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