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北欧学者，哪国的，叫什么朱敬伦都记不起来了，甚至可能不止一国，不止一个人跟他说过，那些年北欧人喜欢全世界输出他们的世界观，有一大批这样的学者。

    朱敬伦记得有人说，所谓高福利的负效应，其实东亚国家最低。因为他们研究发现，新加坡提高了社会福利，新加坡人没有变懒，日本人提高了社会福利，日本人也没有变懒，韩国人如此，台湾人也是如此。

    西方学者通过研究一些非洲国家，东南亚的热带国家后发现。有的外资公司，为了让当地人增加工作时间，提高了小时工资收入，但得到的结果让人不可思议，因为当地人不是增加了工作时间来挣更多的钱，而是减少了工作时间，他们挣够了生活费之后，就不在工作了，小时工资提升，让他们可以用更少的时间赚到更多的工作。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欧洲国家中，西班牙、法国等天主教国家的工人，都是倾向于缩减工作时间，而不是增加工作收入。

    西方学者从宗教文化上论证这种现象，他们认为西方天主教和新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追求的价值观不一样，天主教追求的是闲暇最大化，新教追求的是收益最大化。

    跟东方国家进行对比后他们发现，东亚国家在这方面，表现的最好。不管是韩国也好，日本也好，新加坡也好，都出现了一种现象。那些明显退休后可以享受丰厚退休金的老人，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很多人都不去过闲暇时光，而是通过返聘等形势，继续留在工作岗位上，一边拿着返聘工资，一边拿着退休金，他们追求的，是极端的利益最大化。至于休息，很多人都说死了有休息的时候。

    东亚的特殊文化，并不是以享乐为主，所以这一地区的储蓄也是全世界最高的。在房地产发展成为产业之前，很少有家庭会负债，有闲钱都存着，也不去追求过分的享受。即便存够了自己一辈子的花销，依然存着，给子孙存，给后代存。

    这种带有工作狂性质的文化，当然跟西方不一样，掌握话语权的新教国家，看不惯那些有钱就花的天主教国家，也看不惯有钱就存的中国人。所以他们一边批判天主教徒没有节俭意识，一边骂中国人是工作机器。

    撇开这些世界观争执，东亚文化是最适合搞福利的文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日本有学者提出一个观点，他们认为，在西方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东亚地区在进行一种叫做“勤业革命”的社会调整。在人口和资源极不对等的情况下，东亚国家不是像西方那样向外扩张，而是深挖内部潜力，将劳动力极大的投入到有限的国内资源开发中。也就是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投入到土地上，让单位土地增加更大的产出，从而养活西方不可能养活的人口基数。

    在这种现实压力下，东亚文化中开始诞生各种强调勤奋的文化，将“勤劳”上升到了道德高度。

    所以即便不工作也可以活下去，可是道德是谴责这种行为的，你一个年轻人不去工作，整天赖在家里，即便你父母养得起，但也会被人说闲话，当所有人都在说你懒得时候，年轻人也就不敢待在家中了。

    这种文化给了朱敬伦坚定的信心，让他决定推动社会财富再分配，至于高福利后的负效应问题，他决定参考北欧的解决方法。

    大概在1970年代以后，吃光了二战战争财福利的瑞典等国的高福利政策开始难以为继，因为太多人开始不愿意工作，工人党政府又不敢降低福利，结果导致政府债务激增，即便不工作也能拿到相当多的收入，甚至请病假比工作的收入还高的时候，新教文化也不好使。

    同样，中国人即便再追求勤劳，一旦不工作也可以活的很好的时候，也就没人工作了，他们喜欢储蓄是因为对未来充满不确定，一旦国家能保障他们的未来，勤文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