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强行突击，并在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实施严密包围的防线南部撕开了一个口子。从于都出发以来，连续几个晚上，由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队伍缓慢移动着。按照这样的速度，他们至少要走3个晚上才能到达苏区的边界。

    这是一种“甬道”式的行进方式。走在“甬道”中间的队伍，是包括工农党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总司令部在内的军委纵队。这是一支近1万5千人的长长的队列：党政军首脑，老人和妇女，警卫部队和后勤人员；用锡铁皮、木板或竹片制成的各式箱子；用稻草绳子捆扎着的机器部件和行李物品；各种形状奇特颜色各异的包袱。

    所有这些都使得这支队伍的行进速度极其缓慢。翻山的时候，抬着大件的战士和民夫喊着号子一点点地往上挪，每挪上去一个巨大的箱子他们便欢呼一下。那些挑着银元、盐巴和大米的担子分量也不轻，民夫们时时需要停一小会儿喘口气。女人们边走边议论自己的丈夫走到哪里了。

    **中央总负责人薄古骑在马上，望着向天边延伸而去的队伍，一一回想着他所知道的人类行进史中的壮举，比如俄国著名将领苏沃洛夫，为援助在瑞士作战的俄军，1799年曾率领着他的无敌兵团跨越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

    来自共产国际的洋顾问骑在一头高大强壮的骡子上，他后来回忆说，他一路都在默诵苏联著名作家绥拉菲莫维奇在《铁流》中的描述：“人们拥挤着，步行的、负伤的都挤成了一堆，几十里长的大路，都被队伍塞满了……”

    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傅连暲医生坐在一顶轿子里，轿子后面跟着八个装有医疗器械和各种药品的大箱子，这番如同嫁新娘的阵势引起红军士兵的激烈议论。

    可红军战士们不知道的是曾经是教会医院院长的傅连暲，将自己的全部家产和整个医院捐献给了红军，170个人整整搬了半个月才把那座红军急需的医院搬到瑞金。

    参加红军后，傅连暲救治过无数在战场上负伤的红军官兵，包括王家祥、蔡树藩、伍修权、方强、伍中豪……他后来跟随中国工农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艰苦的战争岁月，成为一名真正的**者，其政治信仰的坚定和政治品格的高尚绝不亚于那些自称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人。懂得工农党规定的傅连暲不愿坐轿子，之前他特意练过骑马，但是屡次从马背上摔下来。

    傅连暲在轿子里不断地回头看，那些大箱子就是一座医院。有时他还能看见主席。主席的疟疾尚未全好，但并没有骑马，他走路一晃一晃的以特有的姿势甩着胳膊，眼睛看着很远的地方。

    还有朱老总，出发时要给他配担架，老总却说他只要马，而且要两匹，一匹他骑，一匹驮着他的文件。他是个永远乐观的人，腰带扎得很紧，一把小手枪别在腰间，他大步走着和旁边的人有说有笑，警卫员牵着那两匹马跟着他。

    在两个军委纵队的前后左右，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前方的左右两边开路，第八军团和第九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的左右两侧护卫，第五军团在整个军委纵队的最后面担任后卫。

    拿红军刘总参谋长的话讲，军事转移的出发队形，像是红军主力抬着个“八抬大轿”，轿子里需要保护的是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新媳妇”，这个“新媳妇”就是庞大冗长的两个军委纵队。

    如果说洋顾问大人设计的这个行军阵形还有优点的话，那就是在以后漫长的征战路途中，无论红军主力部队遭遇多么残酷的战斗，付出多么大的牺牲，走在“甬道”中间的这支上万人的队伍却少有战斗伤亡。

    转移的队伍白天隐蔽休息，红军就在民宅或者树丛中睡觉。每天黄昏五时半开饭，然后大队人马启程出发。队伍走不了多久就需要点燃火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