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日子：我从宣统三年学到民国十一年，没学过加减乘除，更不知声光化电。关于自己的祖国，从书上只看到“同光中兴”，关于外国，我只随着爱丽思游了一次奇境。什么华盛顿、拿破仑，瓦特发明蒸汽机，牛顿看见苹果落地，全不知道。关于宇宙，也超不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如果不是老师愿意在课本之外谈点闲话，自己有了阅读能力之后看了些闲书，我不会知道北京城在中国的位置，也不会知道大米原来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当谈到历史，他们谁也不肯揭穿长白山仙女的神话，谈到经济，也没有一个人提过一斤大米要几文钱。所以我在很长时间里，总相信我的祖先是由仙女佛库lún吃了一颗红果生育出来的，我一直以为每个老百姓吃饭时都会有一桌子菜肴。

    我读的古书不少，时间不短，按理说对古文总该有一定的造诣，其实不然。首先，我念书极不用功。除了经常生些小病借题不去以外，实在没题目又不高兴去念书，就叫太监传谕老师，放假一天。在十来岁以前，我对毓庆宫的书本，并不如对毓庆宫外面那棵桧柏树的兴趣高。在毓庆宫东跨院里，有棵桧柏树，夏天那上面总有蚂蚁，成天上上下下，忙个不停。我对它们产生了很大的好奇心，时常蹲在那里观察它们的生活，用点心渣子喂它们，帮助它们搬运食品，自己倒忘了吃饭。后来我又对蛐蛐、蚯蚓发生了兴趣，叫人搬来大批的古瓷盆缸喂养。在屋里念书，兴趣就没这么大了，念到最枯燥无味的时候，只想跑出来看看我这些朋友们。

    十几岁以后，我逐渐懂得了读书和自己的关系：怎么做一个“好皇帝”，以及一个皇帝之所以为皇帝，都有什么天经地义，我有了兴趣。这兴趣只在“道”而不在“文”。这种“道”，大多是皇帝的权力，很少是皇帝的义务。虽然圣贤说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寇仇”之类的话，但更多的话却是为臣工百姓说的，如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在第一本教科书《孝经》里，就规定下了“始于事亲，终于事君”的道理。这些顺耳的道理，开讲之前，我是从师傅课外闲谈里听到的，开讲以后，也是师傅讲的比书上的多。所以真正的古文倒不如师傅的古话给我的印象更深。

    许多旧学塾出身的人都背过书，据说这件苦事，确实给了他们好处。这种好处我却没享受到。师傅从来没叫我背过书，只是在书房里念几遍而已。也许他们也考虑到念书是应该记住的，所以规定了两条办法：一条是我到太后面前请安的时候，要在太后面前把书从头念一遍给她听；另一条是我每天早晨起床后，由总管太监站在我的卧室外面，大声地把我昨天学的功课念几遍给我听。至于我能记住多少，我想记不想记，就没有人管了。

    溥仪的老师陈宝琛是一个非常顽固的封建遗老，他对清皇室很忠诚，对民国非常仇恨，所以他给溥仪灌输什么东西我们就不难想象了。陈宝琛曾经对溥仪说：“民国不过几年，早已天怒人怨，我大清开国已经有两百多年，仁德深厚，现在百姓都很怀念我大清，将来陛下一定可以光复我大清。”

    溥仪相信陈宝琛的话吗？相信，而且非常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他后来出任伪满洲国皇帝，想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光复清朝。有意思的是，陈宝琛并不赞同溥仪投靠日本人，连溥仪的生父载沣也非常反感溥仪这种做法。在他们看来，这种做法是卖国的行为，光复大清也要靠自己的力量。但是溥仪并不理会老师的意见，他觉得陈宝琛虽然忠于大清，但终究迂腐不堪。

    溥仪大婚

    溥仪结婚时十六岁，用现在的标准来看有些早婚了，但在清朝的皇帝中还算结婚比较晚的。

    溥仪结婚时是在1922年，也就是民国十一年。尽管他只是一个过了气的皇帝，但毕竟还是做过皇帝啊，所以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