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的打算，一早就走。

    我让母亲躺到床上，她很听话，就躺了上去。我穿着衣服在她身边躺了下来，把房间里的灯熄掉。

    母亲的眼睛闭着，呼吸变得均匀，但我知道她没睡着。

    鸡叫第一遍，江上轮船的鸣叫零零落落，传到半山腰来，像有人在吊嗓子那么不成调地唱着，一遍又一遍，都不满意，又重新起头。我下了床，穿上皮鞋，这时，听见母亲轻轻地说：“六六，妈从来都知道你不想留在这个家里，你不属于我们。你现在想走就走，我不想拦你，妈一直欠你很多东西。哪天你不再怪妈，妈的心就放下了。”她从枕头下掏出一个手帕，包裹得好好的，递给我。

    我打开一看，却是一元两元五元不等的人民币，厚厚的一沓，有的新有的皱有的脏。母亲说：“这五百元钱是他悄悄为你攒下的，他死前交给你的婆婆，让你的婆婆务必交给我，说是给你做陪嫁。”看见我皱了一下眉，母亲说：“你带上！”她像知道我并不想解释为什么不嫁人，她没有再说话。即使我想说点什么，她也不想听。

    那天清晨雾很大，重庆层层叠叠的房子很快消失在雾幛后面。

    我提着小箱子走到江边，江上雾好像是专为我而散开，好让我坐轮渡过江，我一直来到江对岸，走过沙滩，上了一坡长长的石阶，站在朝天门码头顶端，四十六年前我母亲从乡下坐船来到这个城市的地方，江上没有一声汽笛，像哑了一样。

    这么说，我“成年”后每月十八元不要他付了，他看到我成人了，飞走了，他还是每月成习惯地把钱省出来留给我。没有机会再偷偷跟在后面看我，他可能心里空得慌。他的情感专注，到死还想着我，没有一点改变。而我呢？连一声爸爸也不愿喊，我看不起这种情感，我鄙弃地把他推到一边，丝毫也不犹豫，连转过头去看他一眼也不肯。

    突然泪水涌满我的眼睛，我竭力忍住，想吞回肚子，但泪水不再听我使唤，哗哗往外淌着，我身子痛得站不住，倚着石墙直往台阶上滑。

    4

    1989年2月，我乘火车到了北京，在鲁迅文学院作家班读书。3月份，一些小型或不太小型的聚会已在大学校园里举行，学生们在热情地辩论中国应当成为什么样的国家。4月，北京学生开始走出校门，走上街头。到处是歌声，到处是激情澎湃的人群。

    我和同学们一起，在人流中，想起离开重庆时，特地转道去郊区看生父的墓。墓在一片只种杂粮的荒野岭上，不过是在埋他的骨灰的土上面，堆了些石头，一些大大小小的乱石，垒成一个小堆，算是标记。连个起码的碑石c连个名字也没有，旁边乱堆了一些南瓜藤玉米秆，山坳下种了红苕高粱。看来他的农村妻子和两个儿子，也想把他忘掉。当然，多少年来每个月他得给另一个非婚生的孩子十八元钱，这么大笔钱，谁能抑制得住怨气？还不用说他的心从来都未真正属于这一家，尽管他拼命劳作干活，履行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我的那两个从未见面的弟弟，会问姐姐在哪里吗？也许我和他们一生都不可能见面。

    宽阔的马路，人行道两旁全是人，墙上树上也有人。这么多人，这么整齐的呼喊，这么蔚蓝的天空，祖国首都的天空，在这个我从小向往的地方，圣地一般的地方，我的心跳在加快，跳得迅猛而有力。

    我看见一个小女孩在南方那座山城的长江边，在暗沉沉的雨云下飞快地奔跑。那是五岁半的我，我一边跑，一边想，尽管我不认识路，但只要我顺着长江往下游跑，就一定能找到在江边造船厂做搬运工的母亲，把五哥腿被缆车压伤的消息告诉她，叫她赶快回去救五哥。雨越下越没完，密密地铺洒下来，江岸翻成一片泥浆，在我的脚下溅起。我跌倒了，马上爬起来，继续跑。

    一阵口琴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