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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家多年,当我决定走得更远的时候,在1989年年初我回了一次家。
快到六号院子门口时,我才有点忐忑不安,不知家里人会怎样对我。父亲坐在堂屋家门口一小炉子边,他把几层外套重叠着穿,缩着腰,怕冷似的双手插在袖子里,正对着院大门。眼睛已完全看不见了,但能感觉是我,能听出是我的声音在叫他爸爸,他笑了。
母亲从屋里走出,手里的一节藕掉在地上,她变得很老,背更驼了。她说:“你回来做啥子,你还记得这个家呀?”话很不中听,但她看着我的神情告诉我,对我的回家她又惊又喜。
我把随身带的帆布小旅行箱放下,目光四下望着。这儿的一切,包括父母,与我想象的一样,只不过更为朽败,毫无新奇之处,也没有亲切的感觉。而我回来也不过是瞅上一眼,对自己曾经那么多年在这地方生活做个交代,有几分是为了看父母呢?
最多后天,说不定明天,我就走。
吃过晚饭,天就完全黑了。在屋子里,不管怎么弯着头,也看不到一点窗外掉尽叶子光秃秃的黄葛树。我脱了衣服上床,母亲在给五屉柜上的一尊佛规规矩矩作揖,嘴里轻轻念叨着什么。那是个和喝水杯子差不多大的瓷人,瓷人的面前放着一个小香炉。母亲信佛比以往更为虔诚,已把佛请到家里来。
母亲上床后,与我的身子挨得极近,我很不习惯往里面挪了挪,她扯过她的棉被给自己盖上。架子床靠墙一边横搁了一个窄窄的木板,上面放了夏天衣服和一个个用布包起来的小包袱。弄得一张床不伦不类的,而且稍不注意,一抬头,就会撞上。我忍不住说:“床下有箱子,还有五屉柜,都装不下了?”
“这你就不晓得了,把东西包起来,随时就可以走。”母亲说。
还不等我问她走哪儿,她就说,她准备好了,一失火,就可以拎走,先牵走我父亲,再拎包。
呼吸着母亲的气息,我想,她不过才六十二岁的人,脑子却真是老了。
我眼皮开始打架,粘在一起。奇怪,我在外每夜靠安眠药才能入睡,一回到家,不必服药,脑子马上昏昏沉沉。
母亲关了灯,她说这个月退休工资没领成,几家造船厂都发不起工人工资,退休工人连领一半退休金也不行。大冷天她去了好几次都白跑,有几百退休老人在公司大门口静坐。她怕冷,怕心脏犯病,没有去。公司若再不发退休工资,他们说要到朝天门港口去静坐。“那么冷,都是上了年龄的人,活不了几天,朝死里奔。”黑暗中,母亲自言自语,“我现在就是去一趟石桥广场买菜,人就累得不行。”
这几句我听清楚了,我对母亲说:“我要睡着了,明天我给你钱就是了。”
母亲想说什么,果真停了嘴。她那么说,不过是提醒我应当养家的一种方式罢了。
母亲也不问我的情况,在外边干些什么,她依然不把我当一回事。不过她问,我能说什么呢?假如我告诉她,她的第六个女儿靠写诗写小说谋生,她一定不会相信也不明白。我已经二十六岁,往二十七岁靠了,她也没有问一问我有没有谈对象,什么时候结婚。也可能她明白,我这种女儿的生活方式,还是不问为好,省得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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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醒来,就闻见烧香敬佛的大众牌卫生香,气味刺鼻。香炉上弯弯曲曲冒着三根白烟。父亲早起来了,摸下楼。面朝我站着,他喘得很厉害,在喝一种颜色很浓的药水。他看不见我,只是感觉到我站在门槛边。
母亲提着菜篮回来,她把白萝卜,还有几两猪肉一束葱,放在门外靠墙放的竹桌上。我过去帮母亲理葱上的须和黄叶,掏出钱给她。母亲把钱仔细地数了数,还了两张给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