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对我越是诱惑。我站在他家屋檐下，心里怕怕的，叫门。

    等了好半天，也没人应。

    我轻轻推门走了进去。一张妇人的照片端正地搁在书橱上，她的头发虽说是全中国一样的挂面式，但拢在脑后，漆黑油亮，椭圆脸，脖子边是件毛衣，外套了件粗呢的大衣。这感觉让我怦然心动。不用指点，我知道是他的母亲。和他像极了，她的神色像有话要对我说。

    在屋角有个用水泥糊补起来的瓷瓶，看得出原有古色古香的鸟树山水。有一台老式唱机在紧靠书橱的独脚凳上。窗外的竹林，被雨打得青绿一片。过道有粗粗细细的竹竿，搁在横空的两个梁柱上，洗过的衣服串在上面，在这细雨天里耐心地阴干。

    屋子里许多地方，椅子c床头c柜子都搁着书，还有报纸。他和他的朋友都嗜书如命。他们聚会时可以一晚上不说话，各人看各人的书，也会一夜吵闹不休，为书，为书中人的命运。

    有好几次，我就这么在梦里去历史老师家。然后像他那些聚会的朋友们一样，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坐下来，手里捧着一本书，听他们说话，整段整段背诵书里美丽的篇章。

    也可能我胆小，见生人不习惯，也可能我心怀鬼胎，不想让他的那批朋友看到我，我从未去敲他的门。我只需做着到他家去的梦，就觉得每天的日子变得短促而好过一些。

    “文革”开始时，我四岁，“文革”结束，我十四岁，十年有七年时间本应坐在教室里，大部分时间却在义务劳动：造梯田支援农村，在工厂垃圾堆里扒拾废钢铁，甚至夜里摸进工厂，偷好好的零件去交给收购站，换回一张交了废铁多少斤的证明条子。

    每学期期末，专会打小报告的班干部们总是控告我，说我表现最差。我害怕鉴定上“品学”出毛病：“不热爱劳动”c“不关心集体”，或者“对国家建设不积极”c“政治活动不踊跃”。父亲站在最亮处吃力地读了，沉下脸不说话。母亲识字不多，看不懂，又不相信父亲说的，就去求人读，知道后觉得太丢脸，回来加倍发脾气。

    我的鉴定一年比一年糟，有一年期末鉴定简直轰轰烈烈：资产阶级思想，看旧得颜色发黄的厚厚的小说，不止一次扯路边的花放在书包里；政治觉悟低，不愿写入团申请书，还说不想凑这无聊的热闹；从不愿向老师和班干部“交心”，不虚心接受群众帮助；团结同学不够，课间休息时间不接近群众。这是小组意见，依座位排的十四个同学互相就学期表现，提优点缺点，我不知自己为何就成了众矢之的。班主任意见一栏总是：同意小组意见，希该同学接受经验教训，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好像就是那一年我第一次见到历史老师，如果我记得不错，他是在我上初中的学校代过一周或是两周的课。但是我不会去注意他，正如他不会注意我。我那时不注意男人，他呢，也不觉得我有什么可注意的，恐怕至今也不认为我有什么吸引人之处。

    如果他不会再次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如果他也像老师c同学c邻居，一样对我冷漠；不，他不会像那些人。他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我心里该充满感激，我想这便是上天对我不薄。

    这个夏天刚开始时，喜欢捣弄无线电的三哥，不仅自己装配收音机，还喜欢帮人修理。有一天把别人不要的一个小收音机修好，给了眼睛不好使的父亲。

    我从父亲那儿借来，半夜里调了许久，才听到历史老师说过的电台，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圣经》，里面一个温和的声音说着：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在安慰我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这些话就是说给我听的，不然我不会如此激动，眼里噙满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