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和宋国不一样，不论是国内的局势和幅员的广阔，都极为不同。

    不同的国力，君王的心态也就大为不同，墨家想要达到他们定下的目的，所要做的便不可能复刻宋国的手段。

    适不相信君主，但现在却可以借用君主的力量，来削弱贵族，先打破血统的界限，此时此刻是可以合作的。

    熊疑看着不卑不亢的适，不知道适心里的种种想法，于是做声道：“寡人读过墨家的一些文章，先王也曾与墨家盟誓。只是非攻一说我有些想法。”

    “若想非攻而定天下，需要的是天下的君主都认同非攻的理念。如楚认同而魏不认同，那难道楚国就只能挨打吗？所以这个道理并不是这样的。”

    “寡人也曾听闻，你曾说过，天下必定于一，利天下之君可定。何谓利天下？天下既有楚国，那么墨家不可以先利楚国吗？”

    他说的这个利，并不只是现在墨家答允的那些贷款和武器，而是更为深层次的利。

    数百士，墨家又多技术，资金充盈，武器完备，这要是能够相助楚国，那绝对是一件楚王梦寐以求的事。

    毕竟，墨家的理念里是讲集权的，只是这集权却又要求“上下同义”，将权力集中于“公共意志的承载者”身上。

    墨家内部并不认为这个公共意志的承载者，一定是血统高贵的君王。

    但在天下此时的君主看来，似乎自己就是天选的“公共意志承载者”。

    适明白，太过激进的东西，现在讲出来只会让局面失控：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所引出的尚贤，可以讲，因为至少君主听。但墨家内部的另外一些道理，在宴席上就没办法讲了。

    正如几十年后孟轲见梁惠王，对方开口便问“将有以利吾国乎”一样，大国的君主和他们讲儒生的“仁义”，是完全讲不通的，他们也不会有丝毫的兴趣。

    如今只是宴席，可以说一些空泛而广阔的话。

    适便道：“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

    “当年巨子先学承桑氏，游说郢都，止攻宋，却不被听从。后来好在墨家尚有三百弟子，皆有扈氏之勇壮，最终说服了惠王不攻宋。”

    “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

    “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

    “所以欲决胜，必先和于国。和于国，必先利于民。既利于民，便可称之为利于天下。”

    适又道：“战争是朝堂的延续。政令不和，民众不利，又怎么可以获胜呢？郑小国也，子产变革，驷子阳承其政，于是去岁夺楚武阳。这是不可不察的。”

    “商丘一战，宋都险些内乱，也正是因为民众的利益受到了侵犯，所以不原去守城。”

    “如果王上能够清明政治，使民得利，远胜于昔，民众又怎么愿意接受三晋的统治呢？”

    这些宽泛的话，并未引起贵族的反驳。

    楚王却听出了其中的意思，很明显是在告诉楚王要变革。

    然而，怎么变革，必然是不能在宴会上说的。

    于是楚王收住话头，称赞道：“是这样的道理。若是以往听到这样的道理，我定要鸣钟为贺。只是墨家非乐节用，想来这些礼乐也就不需要鸣奏。在我等听来悦耳，在你们听来都是民脂民膏耗费民力”

    岔开了话题，便说了些别的，在宴会最后的时候，只说希望墨者能够继续讲讲如何利于国的道理，便请适等人入寝密谈。

    这里非是军阵，贵族们无可奈何，虽然厌恶墨家的许多道理，尤其是在适明着说出金玉其外那样的话之后更是如此，可终究还是不能阻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