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贫穷的夹缝里为三餐营营碌碌的母亲，精神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她为父亲的《迅报》写长篇连载小说，笔触细腻，情节曲折，据说拥有不少读者呢！

    我依然清楚地记得母亲低着头在沾着油迹的木桌上写作时那美丽绝顶的神情。煤油灯里闪烁不定的火舌映照在褐色格子的稿纸上，好似无数小精灵在快乐地起舞，母亲嘴角含着温柔的笑意，整张脸的轮廓显得非常地柔和。在这个全神贯注地进行创作的时刻，她不是母亲，不是妻子，她是她自己，一个完完全全的自己。

    除了创作，母亲也自行翻译外国的文稿。她对语文，有着强烈的兴趣，数十年来，不论处于顺境或是逆境，她都不曾放弃阅读。常常涉猎英文杂志报纸的结果，使她有了极强的英文基础，因此，从事翻译，得心应手。

    文化事业，是恒远地寂寞的。父亲创办的《迅报》，在苦苦支撑了三年之后，因为曲高和寡而闭门大吉了。

    这时，父亲决定离开怡保，南下新加坡另谋发展了。下这决定时，家中老幺刚出世不久。母亲在初生婴儿不断啼哭的烦乱里，在稚龄儿女不停吵闹的慌乱中，保持着高度的镇定，有条不紊地把行李一件一件地打点好。

    1958年，我们一家子挥别了淳朴美丽的故乡怡保，来到了当时繁乱而不繁华的新加坡，在地点偏远的火城，租下了一个房间，一家六口挤在一起住。

    初到异乡的父亲，在他哥哥的协助下，当起了建筑承包商。早出晚归，日夜拼搏。

    母亲呢，足不出户地照顾四个小孩儿。外头的花花世界，她连看一眼的兴趣也没有。邻居的东家长c西家短，她充耳不闻。柴米油盐酱醋茶c尿布桌布窗帘布，是她生活的全部。写作与阅读，和她已成了毫不相干的两码事。

    在那段年轻的日子里，我曾是母亲眼中的刺猬。有一回，闹了情绪，受了责骂，足足几天，不和母亲对话。晚上，她一边抹桌子，一边叹气，说：“我是你母亲呢，怎么说你几句就当我是仇人。”

    我抬头看她，就在明亮的灯光下，我看到她头上闪出了几根刺目的白发，眉眼处也牵出了几道惹目的皱纹。

    我很震惊。母亲居然有白头发c有小皱纹了呢！千句万句“对不起”，悄悄地在心底响了千遍万遍，可是，说不出口来。

    上了大学，忙着适应新生活c忙着结交新朋友，就算是周末也好似蜻蜓点水似的，轻轻一转，又飞离家门，在外头辽阔的世界里寻找自己的大快乐。

    这时，父亲的事业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生活过得很宽裕。孩子又一个个长大了，母亲有了可以随意外出看戏购物的时间c自由和经济能力，可是，她依然还是足不出户。她窝在家里，弹钢琴c读书报c看电视c听音乐。这些，原都是她生活里的最爱，可是，生命里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为生活而挣扎，她默默地痛苦地把它们都放弃了。现在，有了重温旧梦的机会，她当然紧紧地抓住每一分每一秒来充分享受了。

    母亲偶尔外出，也是为了拾掇青春期间曾有的快乐：她去游泳。尽管“荒废”了那么多年，可是，她的泳术并不曾生疏。一跳进蔚蓝的池水里，她便化成了一条灵活的鱼，溜溜滑滑地由一头游到另一头去。整个游泳池的水，都感染了她的快乐而轻快地荡漾着。有时，亲戚从外地来访，大家一块儿到马林百列公园去野餐。这时，母亲便会租一辆自行车从草地中央的羊肠小道飞来驰去。

    我大学毕业那一年，五十余岁的母亲“自动请缨”地为我誊抄洋洋十多万字的毕业论文。伏在闪着亮泽的花梨木桌上，母亲心无旁骛地把秀丽如花的字一个一个嵌入纤细的格子里。

    去年，当上了专科医生的弟弟把父母亲都接到英国去住了。母亲寄来了大沓的照片：在伦敦大桥下的c在蜡像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