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节第三十三章青岛遗传学座谈会（1）

    第三十三章青岛遗传学座谈会（1）

    1956年8月，在中央宣传部的关心指导下，包括遗传学两派（米邱林学派c摩尔根学派）主要人物在内的遗传学座谈会在青岛召开。历时半月的会议（8月10日至25日），在团结的气氛下，大家破除顾虑，发言踊跃‘彼此交锋’争辩热烈，被学界称道为“贯彻‘双百’方针的一个典型”c“我国开始学术争鸣的重要标志”。这次会议的成功得到的肯定，后来他在接见与会的复旦大学生物系谈家桢教授时说：“你们青岛会议开得很好嘛！要坚持真理，不要怕，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搞起来”。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李汝祺先生会后在《光明日报》（1957年4月29日）上发表了《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的文章，看到后立即指示《人民日报》转载此文，并亲自为文章拟了一个新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而把原来的题目作为副题；并为《人民日报》代拟了按语。

    这次学术会议的社会影响之大，得到中央最高领导层如此的关注，在新中国科学史上是罕见的。

    遗传学是一门生物基础学科，它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用价值。遗传学的问题涉及到农学c医学以及生命科学最复杂的领域，因而解决遗传学问题的意义，远远超出遗传学学科本身。而遗传学在发展进程中，不仅有不同学派的争鸣，而且又很难避免同政治c哲学等意识形态领域的纠葛。公认的遗传学的两大派为摩尔根学派和前苏联李森科院士所倡导的米邱林学派。

    两派的根本分歧在于，摩尔根学派认为染色体和它上面所假定的基因是遗传的主要物质基础，而米邱林学派则认为环境决定遗传性，只要通过改变生物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就可以定向地改造生物，否认生物的遗传有特定的物质基础。两派都有正确的一面，但都不够全面，双方本可以取长补短，共同把年轻的遗传科学推向成熟。

    可是，从1948年起，苏联的李森科米邱林学派利用了人们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政治和行政手段，一棍子把摩尔根学派打下去，把伪科学，唯心和反动的帽子扣在一些学者头上。纯学术的不同见解，不幸被转化为对抗性矛盾。新中国成立以后，全面学习苏联，在“一边倒”的大环境下，通过各种行政性指令，把米邱林学派封为唯一正确的“新遗传学”。米邱林学派走向一统天下，传统遗传学（摩尔根学派）遭到无情的封杀。

    1952年6月，在政务院和中科院联合召开的第三次生物科学座谈会的基础上，《人民日报》发表了影响很大的长篇署名文章《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邱林方向而斗争》，文中给摩尔根学派扣上了“反动的”c“唯心的”c“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等政治帽子，认定米c摩两种学说“是不容调和的根本性争论”，号召全国对摩尔根学说“开展系统的批判”。这篇代表官方意见的权威文章，为两个学派定了性。

    1952年秋，大学停止教授摩尔根遗传学说，大学生物学课程面临尴尬处境，在复旦大学任生物系主任的谈家桢，没有资格教遗传学；科研中有关摩尔根遗传学的课题全部停止；中学教材重新编写；学术刊物上只登米邱林c李森科一派观点的文章。在此前后，各地摩尔根学派的一些学者连遭厄运。四川农科所鲍文奎先生以摩尔根遗传学的方法，用小麦同黑麦进行远缘杂交，以获得高度的杂交优势，然后用使杂色染色体加倍的办法克服其不孕的问题。该所为坚持贯彻米邱林方向，粗暴的派人强行毁掉了鲍先生实验地里的杂交材料。河南农学院吴绍揆院长的玉米杂交研究，也是典型的摩尔根派的东西，因而他的研究也遭到与鲍先生同样的命运。最为典型也最为恶劣的是乐天宇制造的“农大风波”。身为北京农业大学校委会主任（相当于校长）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