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应该采取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的方针，使他们逐步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毛泽东在此处加了一段话:“对于这种人，应该给以充分的时间，耐心等待他们的进步”。由此看出，毛泽东此时对解决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表现出了足够的自信和耐心。

    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中央十人小组一鼓作气起草了“关于科学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c“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c“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问题的报告”c“关于高级知识分子的理论教育工作规划(1956一1967)的初步意见”c“关于解决在党外科学家c教授c医生c作家c艺术家中一部分人社会活动过多和兼职过多问题的意见”c“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的报告”c“关于科学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关于高等学校未开课教师的情况和处理意见”c“关于城市失业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等11个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题报告。

    与此同时，周恩来将在大会所作的主题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也准备好了。1956年1月中旬，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准备提交大会的还有一些地方和部门上报中央的调查报告。

    根据中央的指示，各省市都成立了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小组，于1955年底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并向中央提交了调查研究报告。新华社编辑的《内部参考》从1955年12月底到1956年1月，陆续刊登了新华社驻各地分社发出的电讯，充分反映了山西c江苏c湖南c广西c北京c上海c重庆c武汉c哈尔滨等地区和城市知识分子状况和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的情况。1956年1月21日第10期刊登了“各地知识分子工作中的问题”的综合报道。这些报道或报告都是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下发后写出来的，对于知识分子的基本判断没有超出中央的口径，检查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偏向”，也基本上限于“估计不足c信任不够c安排不妥c使用不当c待遇不公c帮助不够”六个方面。

    各地检查知识分子工作都立足于这样一个基本的政治判断，即认为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1955年12月25日在省委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发言中说，“全省高级知识分子的队伍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不仅和解放以前不同，和解放后的初期，都有所不同”。全省1699名高级知识分子中，进步分子大体上要占40左右，中间分子大约占35左右，落后分子大约占20左右。反革命分子和思想反动分子一般不超出5到10。来自重庆市的报告说，重庆2460多名高级知识分子，其中“积极分子和中间分子占绝大多数”。重庆大学讲师以上人员114人，其中进步分子54人，占47。4；中间分子43人，占37。7；落后分子12人，占10。5；坏分子和反革命嫌疑分子仅占4。4。云南省的估计比较悲观，认为全省高级知识分子中进步的仅占20一30；中间的占30一40；落后的仍占20一30；反革命分子约占5。江苏省的估计是，进步的知识分子约占50，中间的约占35，落后的（包括少数反革命分子在内）约占15。[56]这些数据是否准确和可靠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在高级知识分子中进行政治排队的做法本身，就说明中共在整体上还是把高级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的。不过，有一点与以往不同:各地的分析都承认，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与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相比有了很大进步，积极分子和中间分子增多，落后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大为减少。正是基于这种估计，各级党委的关注点，从警惕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转向检查自己在知识分子工作中的“缺点和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