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地商量如何保持联络。

    虽然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三年，诺基亚手机和互联网在外面的世界里慢慢普及，但是大漠里的孩子对此一无所知。

    我们能想到的只有写信。姜荷说他们会去杭州定居，到了那里就写信告诉我回信地址，于是我们觉得问题都解决了。

    我们对离别同样非常无知。

    我们最后一次去胡杨林是他们离开的前三天，那天是元旦。刚下过雪，树上地上都覆着一层白。临别时，她突然抓起我的手放在她胸前，然后抱着我的胳膊说：“你一定要经常给我写信，一定要来找我！我们永远是好朋友！”

    这个画面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带着她呼出的白气和胸膛的起伏。

    我用力点点头。

    临走的前一天我父母请他们一家吃饭。饭吃的很沉闷，我和姜荷早早就下桌了，躲在我房间里一起看书。我记得看的是《海底两万里》，以至于那以后看到凡尔纳三个字我就想起姜荷，于是再也不看他的书了。

    不知怎么的两个父亲就争执了起来，还有人拍了桌子，我和姜荷面面相觑，一动都不敢动。过了一会姜荷坐到我身边挽着我的胳膊握住我的手：“和我们无关。”

    稚气的脸上却都是惊慌无助。

    他们越吵越凶，说的话我大多不懂，可印象很深，从此我把基因和怪物挂上了钩。

    基因那时候还是个很古怪的词汇。

    两个男人声音小了下去，他们谈了很久，最后走的时候，姜爸爸临出门还犹豫着回头想说什么，最后叹了口气。我父亲面无表情，只对姜妈妈说了句：“你们保重。”

    姜荷站在黑暗的走道里，两眼闪着光看着我。

    2002年是漫长的。

    我没有接到过姜荷的信，我每天都去收发室问。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觉得自己堕入了一个黑暗的深坑，慢慢下坠，却一直落不到底。有时放学后我会坐在她家楼下的花台上看着她家窗户，幻想着她突然推开窗，直到有一天发现另一户人家已经搬了进去。

    我找父母要姜荷的地址，一开始他们闪烁其辞爱搭不理的，最告诉我姜荷得了一种病，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她父母已经带她出国治病去了，失去了所有联系。

    我当然不相信，大哭大闹最后被揍了一顿才老实。

    那年的初冬，我五年级。距离姜荷离去一周年还剩下半个月，我们学校包场看了电影《英雄》。银幕上胡杨林里两个女人为了争男人大打出手，黄叶漫天飞舞，我坐在黑暗里哭得稀里哗啦，难以自抑。

    坐在我边上外号大骚肉的男同学看着我一脸嫌弃：“我操，你他妈有病吧！”

    就在那年冬天，我父亲接到了转业通知，一个多月后，我们离开了大漠，离开了胡杨林，回到了厦门老家。

    我忘却了埋在胡杨林中的弹弓，没能带走。

    姜荷如同漫天的胡杨黄叶，飞舞着飘到我的记忆深处，慢慢埋入泥土之中。

    08奥运会那年，我读高中。有一天吃饭时看电视我随口问了一句：“小荷她爸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记得好像是什么研究所的，这样的人转业后可以随便出国吗？”

    爸妈对视了一眼，我爸面无表情地说：“他能搞什么研究，兵团的农科所里瞎混日子罢了。”

    大学填志愿时我只想去杭州，浙江大学分不够，我又不肯选择外地其他的院校，最后放弃了一些分数进了杭州一所普通一本，学的是广告学。

    大学四年，我花了不少时间寻访姜荷一家下落，却毫无头绪，姜爸爸的人事档案根本就没有落在杭州。我在网上发了很多寻人的帖子也一无所获。最后我通过大姨父要到了姜爸爸原部队的电话，打过去对方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