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生刚进麦地不久，旋即被早有准备的当地警方包围，杨万春见势不妙，连忙从麦田爬出，捡了一顶草帽拍到头上，扛了一把锄头，跟随当地的农民躲过了搜捕，杜小峰和王玉生则在麦田中被捕。

    天黑时分，杨万春来到一个几十里外的小村庄代销点，又饥又渴又怕又累的他，买了几包饼干后c又提出留宿的要求，引起了代销点女主人的警觉，报告了当地的公安机关，“红旗沟特大杀人案”最后一个真凶杨万春终于落网。因为事情是生在边境地区，怕引起政治影响，又因为值此世界大战的特殊时期，所以在林婉芸当政期间，国家媒体不敢报道，但是中央领导们不可能不知道，听说他们公安部的领导也挨训了。

    现在那个地区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一起特大的刑事案件，被人们传成了叛乱c暴动，把二十七个人被害说成是几百人c上千人被杀。还有人说，到石河子办事的外地人下了火车站，也不出站台，非要等下一趟车离开，有的干脆连车也不下，可见影响之恶劣。

    李文姬是“红旗沟特大杀人案”当事人之一，她就是血案中那个被点名而没有出去的杜娟红，事后她再也没有勇气留在新疆，而是来到北京，并改了名字。或许是时来运转，因为有一定学历（高中毕业，但面试她的人是个男人，色眯眯的，都懂），她进入了联邦政府最高机构当了一名最普通的工作人员，后来被面试官（一位副部长级人物）要去当了秘书。

    李文姬没有结婚，她在新疆时倒是和一户维吾尔族青年谈过恋爱，只不过因为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不得不告别新疆，也就告别了初恋男友。作为秘书的工作是繁琐的，还要时不时忍受上司骚扰，要不是在国会大楼工作既有面子又有里子，打死她也不愿意受这种侮辱。

    她积极地争取驻巴大使名额，一方面是认为在外国当外交官有更大的权力，而且等于从一个打杂的一跃而成令人艳羡的外交官，另一方面，就是想摆脱上司骚扰。其实若不是上司已经结婚，玩政治的又对男女关系特别敏感，一不小心就可能栽在女人肚皮上，既然如此，上司就不可能离婚，李文姬也就不可能成为正牌夫人，否则，她说不定会投怀送抱。

    不要对她的为人是好是坏做评论，因为大部分人的心态都是如此，圣母玛利亚会有，但在一个国家体制以及社会风气地影响下，你敢说你自己就是纯粹的好人吗？

    在赴巴就职之前，联邦主席林婉芸特地抽空召见了李文姬，两人在云台办公室谈话。

    让略有些紧张地小姑娘坐下，时年已经五十六岁的林婉芸风采不减当年，不过岁月是一把杀猪刀，对女人留下的痕迹是不可避免的。她坐在皮椅上，想了想，起身走到一面小柜子前，弯腰取出一盒茶叶，柜子上就有暖壶，拿过两个杯子，亲手沏了热茶，一人一杯，李文姬受宠若惊，双手接过，却不敢喝。

    云台办公室很宽敞，林婉芸端着茶在另一边的沙发上坐下，很和气地说：“我就叫你小李吧，小李，为什么要在别人畏之如虎地情况下争取驻巴大使？”

    李文姬自然不敢说实话，所以她尽量唱高调，林婉芸笑着倾听，既不点头也不摇头，等她说，以淡淡地口吻道：“听说你以前不叫这个名字？”

    李文姬一惊，随即又想到既然要选派在外国担任大使的人，肯定要对其人进行了解，“红旗沟特大杀人案”并不是秘密，甚至在民间也传得沸沸扬扬。

    “是是的，主席，我以前叫杜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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