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就是想强征高额税收，也往往行不通，导致各国的税率大致都在那个边界的平衡点上。至此，各国的实力，也保持了大致的平衡。这种平衡是几百年的平衡。要么有新的制度改变税收格局，要么有新的技术改变农业产出，这种均势是不好轻易打破的。

    技术上，由青铜器向铁器过渡，这在各国几乎在时间和规模上相似，各国也没有比较优势。也产生了鲁班c墨家等科研人员和团体，但他们对生产的贡献也不是很大。因为当时各国的威胁太直接，最聪明的人，往往把最新技术，运用于战争了。当然，中华民族是一个早熟的民族，农业发展的模式，从那时起直到一两千年后，都没什么革命性的进步。不是说我们后来的人笨，而是说古代的祖先太聪明，他们发明的技术，可以保持两千年不落伍。

    关于战争的技术，产生了巨大的进步。比如越国的铸剑冶炼技术，在今天出土的越王勾践剑上，仍然令人敬畏。也产生了巨大的技术工程，比如郑国渠，比如都江堰。

    变化是从商殃开始的。如何富国呢？在土地面积相对恒定c生产率相对恒定的情况下，受税收边界的约束，不能扩大税率，如何提高国家的财政状况，在建立军队时才能有与他国巨大的比较优势，他从制度上做文章。

    郡县制，法家思想，编制出全国统一的管理机制。直到今天，郡县制也是中国政府组织结构的基本框架。全国政权高度统一后，虽然没有提高税率，但提高了征收效率。

    当其它国家有巨富偷税时，有诸侯免税时，有地主瞒报收入和土地面积时，等于流失了国家大量的税收，让豪强更强，人民更穷，国家更弱。郡县制克服了这一点，打击豪强，提高税收征收效率，极大地充盈了国库，为建立强大军队奠定了物质基础。

    提高征收效率，也就增大了中央集权，与传统豪强的矛盾不可调和之时，就是商殃被车裂之日。

    人类的历史基础，从来就是经济基础，从来就是物质的。我们的艺术作品歌颂英雄，我们的文学历史夸大某个人的精神作用，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根本不懂经济，自己擅长什么就吆喝什么，所以造成我们今天这个局面：有人认为某个历史的走向，是某人意气用事的结果。就某件具体的事来说，是有的。但对历史的大趋势来说，经济方式和技术能力，物质因素，总是决定性的。所以，当我们学习刘邦的历史时，赞扬韩信的多，赞扬萧何的少，这是不对的。照我看来，一个萧何，至少可以比得上两个韩信。

    我把经济学的观点，结合到看二十四史的体会之中，得出很多与前人评论不一样的东西。不管我的东西对不对，但我觉得有意思。

    弹性，这个词，原来是物理学的，后来进入经济学，但最近，我发现也可以借鉴这个词，来解释心理现象。

    弹性，是指顶点与底线之间的距离和伸缩空间。但在心理上，有人被压缩了，却弹不起来，那是因为压缩力度过大，超过了他心理的承受能力，弹性失效，心理失去平衡。这就是底线。一个人在心理无限膨胀时，会踢到社会的铁板，被社会绞灭，或者自我疯狂，被自己冒顶，进入狂躁之中，这也许就是顶点吧。

    我凶起来，连我自己都砍，你怕不怕？我自己都怕我自己。

    当超越弹性范围，心理就超过边界了。

    从最普遍的意义上讲，如何设定这个理论上的底线和顶点呢？有一个工具可以借鉴一下，就是马斯洛的层次需求论。这是一个金字塔结构，最底层是关于肉体生存的，比如食物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最顶层是关于精神需求的，比如尊严的需求，自我的实现。

    心理弹性的理论分析结构出来了，我们就得考察具体的心理现象。

    用一个心理学家常用的极端测试法，我们分析一个人在事情最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