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入门的门槛很低，导致，很多人都进入到这个行业并发表出水平很低的成果，导致败坏了此类学术的声誉。”她笑到：“甚至文盲，也会得出看似有理的社会学结论，其实，这是不专业的现象，门槛过低，成果过滥，学风就衰败了。”

    我觉得也有些道理，接着说到：“在全民出结论的氛围下，真知灼见被众口烁金所淹没，三人成虎反而成了真相了。”

    “真正的自然科学研究门槛是很高的，要用数学工具演算，要用大量实验验证，要归纳分析数据，要得出不仅逻辑可靠而且事实事行的结论，所以低水平成果很难混入。”她感叹到。

    “其实，真正的社会科学也是有很高要求的。比如历史学，大量的历史事实的掌握、分析和考证，涉及众多学科，不太好出成果的。比如社会学，大量的社会调查，社会实践，也需要很高水平的组织，大量的人员工作，才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梁漱冥先生，在山东搞的乡村实践，动员了大量的人力，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才得出有价值的结论。季羡林先生，通晓多种几近失传的文字，才给自己对古印度史的研究、对梵文经典的梳理、对《中国糖史》的写作，提供了基本条件，这些学术要求是非常之高的。但是这样的专家、这样的研究是越来越少见了。我们更多的看到是这些东西：标题党故作惊人之语、带路党以屁股决定脑袋、权威党以力量决定对错、口号党以激情代替思考。这些都是反智的表现，此学风至此败坏了。”

    她所说的，也是我长期反思的。在这个社会，人人都有权利发表意见，但不是人多，真理就偏向哪一边。但人人都喜欢跟风，反而缺乏“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风气了。

    由文入理难，我深有体会。刚学周易的时候，把它当成一种思想，念念就过去了，但董先生教我算命时，我才知道其中有数学运算有逻辑判断，朱先生教我望诊窍诀、四时练功时，我才知道其中有大量的实践探索和实证论据，当我遇到两位高手的指点时，加上自己不断在预测实践中的总结后，才有对单一判断的70%的准确率，要想提高，非常困难了。这不是因为想象力的缺乏，也不是因为文字理解力的缺乏，就是研究的范围不够，学习的基础不实造成的。我一个文科生，要研究易理，太难了。以孔子的聪明，也只能做到五十而知易，可见，我这样学下去，五十岁根本做不到知易了。

    古贤所说“知易行难”与“知难行易”是两个境界。我处于“知易行难”阶段，这个阶段的知是了解，是略知，所以在实践中到处碰壁，处处艰难。当到了真知，透彻把握，就进入“知难行易”的阶段了，这就是民间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的道理。

    如何才能真知呢？董先生已经作古，朱先生已经回乡，我再找哪个高人指点呢？

    小池看到我的沉默，开始转移话题：“这个话题太大，我只是提醒你，不要空想易经，估计你还没找到正确的学术入口，虽然已经有些成果，但要发展，困难也许比你想象的要大。”

    我点点头，我知道，她一开始说那个论点，就知道她是冲着我来的。从班长的批评到她的提醒，我觉得，最关心我的思想的人，非他俩莫属。

    她笑到：“最开始我以为你所谓的周易是一种迷信，后来了解了，才知道是个大学问，虽然我不想学它，但对你对它的学习，是敬佩的。我不认为你是在迷信，但迷信它的人有很多，搞出许多可笑的事情来。”

    她一说，我想起一个事，这是班长告诉我的。

    “那次工地开工，冯总、金总都去了，开工有个奠基仪式，市里区里有领导来，奠基仪式完了后，冯总送领导们离开，班长和金总在场，施工队又自已搞了个仪式。不知道他们从哪里请来了个神汉，装着古怪的服装，拿个桃木剑，祭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