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块绿色和金色的织物呈水平方向晃动了短短的三秒钟，那一幕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脑海中。

    我现在又感觉呼吸困难了，当我将金属氧气罐的带子背到背上，将一些东西放到提袋中时，我在六号营地的砾石旁边站了好一阵，弯腰一阵猛咳，发现自己居然将鲜红色的血溅在了黑色的石头上。

    “我喉咙里又有什么东西结冰了吗？”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后，我用沙哑的声音对帕桑说。

    他让我张开嘴，这样，他就能用雷吉那个威尔士矿工头灯微弱的光帮我检查了。

    “不是，佩里先生。”过了一阵他说，“里面没有阻塞物。但你喉咙的左侧壁非常粗糙，都肿了，有可能完全阻塞你的上呼吸道，除非你赶紧躺下来。”

    “然后……我就会死吗？”我说。我现在已经处于极度疲劳状态，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丝毫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了。

    “不会的。雅各布先生。这种情况很正常，我帮你做个简单的气管切开手术就可以了……在这儿。”他用一根戴着手套的手指往我的喉管里摸着，“吸氧装置上有不少玻璃管和橡胶软管。”他继而又说。

    做个简单的气管切开手术，我良久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要是手术失败呢，帕桑医生？”我用沙哑的声音说，痛苦的声音听着像是在哀鸣。

    “然后，为了防止你的肺萎缩，我还要在这里弄个小洞，这样才能让你萎缩的肺再度充气，让你能够再次呼吸。”他说着将那根戴手套的食指放在我左胸上。“那些不同型号的软管和阀门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在温度这么低的情况下用沸水给这些东西消dú。”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胸膛：在上面打个洞，将一根氧气软管伸出来，导入空气，让我萎缩的肺再次充气？

    我将背上那个氧气罐往上挪了挪，系紧带子，戴上氧气罩，用从没有过的坚定声音说：“我可以躺下来。”

    24

    登上珠峰往往要好几天，甚至几个星期，但下到冰川上的营地，很多时候甚至下到大本营却只要几个小时，往往一个漫长的下午就够了。

    但这是有固定绳索的情况。我们之前将大部分固定绳索都拔掉了，就是防止德国人轻易上山。而且我们还将那些可以区分上行和下行路径的竹竿和旗子拔了，这些标记可以防止登山者步入垂直的雪坑里，那可是死路一条，一旦踩进去，就会掉入万丈深渊，摔向下面的绒布冰川或者东绒布冰川。

    不过，帕桑似乎认识路。那天下午，乌云密布，雪球撕扯着我们luǒ露在氧气罩外的部分脸颊。我将氧气开到了2.2公升最大的流量，而帕桑大部分时间甚至都没吸氧，但即使这样我都没办法将空气吸入，因为喉咙红肿而阻塞的气管。每次呼吸，我都痛得要命。

    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还发生了几件奇怪的事情。

    我们到达之前的五号营地时先前，德国人不知何故将最后一个温伯尔帐篷烧了帕桑让我靠在烧成灰烬的帐篷旁边的一块岩石上，还将我的登山绳绑在了岩石上，像是把我当成了小孩或者藏马，要防止我乱动似的。接着，他朝北部山脊的方向走去，在东侧的砾石那儿花了几分钟时间寻找备用的吸氧装置和食物，也就是那些西吉尔和他的手下没有找到并将之据为己有的东西。

    我坐在那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氧气罩取下来，拼命想从稀薄的空气中吸入更多的空气和氧气。这时，让-克洛德下到雪坡上，坐在我旁边的砾石上。

    “见到你真高兴。”我沙哑地说。

    “我也是，杰克。”他冲我笑了笑，然后俯身往前，下巴搁在戴着连指手套的手上，双手则放在冰镐的扁斧上。他没有背氧气罐，也没有戴氧气罩，我想肯定是他掉到冰川上后，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