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海中充满了自信。他认定，此次在淞沪对日作战，一定要争先一着。既然日军一定会在上海进攻，中国就必须“先发制敌”，乘日军主力尚未登陆淞沪地区的时机，断然扫dàng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消除腹心之患，然后从容对付来犯的日军主力。

    7月30日，张治中向南京郑重提出自己的腹案：

    “我在北方作战，固不宜破坏上海，自损资源，但敌方若有下列征候之一时，似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一）敌决定派陆军师团来沪，并已开始登船输送时；（二）敌派航空母舰来沪时；（三）敌位于长江的舰队向沪集结时；（四）敌在沪提出无理要求，甚至限期答复时。..”

    南京回电：“30日电悉，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侍命令。”

    中国在淞沪地区的作战准备并非无的放矢。

    淞沪地区，位于长江下游南岸之黄浦、吴淞两江汇合处，长江三角洲平原东北缘，地势平坦，海岸缓直，河流纵横，jiāo通便利，城镇密集。其中上海市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金融中心和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年吞吐量约2000 万吨），又是外国在华投资的集中地（1931 年日、英、美在上海的投资分别占在华投资的66.4％、76.6％和64.9％），外贸额约占全国1/2，中国现代工业大部分都在上海周边地区。加之上海雄踞南京前哨，为进入江、浙地区的海上门户和溯江进入中国内地的水陆咽喉，上海港在世界军港中排名第5，因而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1929 至1933 年世界范围经济危机所引发的法西斯主义扩张的过程中，上海对于资源贫乏、国土狭小的远东战争策源地日本，具有特别的意义：与英、美等列强争夺在华利益的要地，遏制、征服中国的砝码，实现“大东亚共荣圈”迷梦的跳板。“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后，日本军队即于1932 年1 月28 日在淞沪挑起了战端，并通过是年5 月5 日同国民政府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获得了在上海的驻兵权。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及苏州和昆山地区驻防，市内仅保留淞沪警备司令官杨虎所辖之上海市警察总队和江苏保安部队两个团维护社会治安。与此同时，日军在沪派驻的海军陆战队达3000 余人。1937 年7 月7 日，侵华日军又将战火从山海关外烧到了华北，陷北平，占天津，狂妄至极地发出“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叫嚣。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甚至公开提出“如果军事力量容许的话，我们应该首先打击南京政府”的主张。

    在日本政府和军方看来，解决中国问题，最便捷的途径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挟迫国民政府投降，兵不血刃地占领之。于是，在不扩大战事的情势下反复重演威胁利诱的伎俩，便成了日军的首选方案。华北陷落，无疑增加了日本要挟中国的筹码，而要迫使国民政府低头，则需要进一步造成其首尾无顾。难以控制的危险局面。为此，1937 年7 月10 日，日军参谋本部提出了动员15 个师团，在黄河以北，根据情况包括上海方面，作战期限为半年的用兵计划，企图从华北、华东两面夹攻，实现自己的预谋。鉴于占领上海，等于卡住了中国的脖颈，可“使其丧失经济中心的机能”，“切断其对外联系”，从而使中国“军队及国民丧失战斗意志”，导致中国政府投降，达到迅速霸占中国的目的，日军对于上海是志在必夺。

    “一二八”事变后，日军即以虹口靶场、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为核心，以杨树浦公大纱厂和沪西丰田纱厂为两翼，构筑了坚固的据点。还在日租界内日侨各大建筑物中设置了众多的掩体工事。到战前，已有军事设施百余处，并控制了该地区内的码头，以为补给和增援之用。同时在日侨中建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