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大战起，整个通信架构植基于一项理论：你说话时，敌人在听。故在大战期间众皆认为，明语会使敌人了解内容，密语则使敌人心生警觉，虽可能泄漏我方位置，但起码敌无法侦知我方意图。但如今吾人已知，密语的风险不仅如此。另外，当速度与精确度至关紧要时，加密与解密所需时间、传送时之错误与误解等因素均会大幅影响指挥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六个月，美军战术人员因低估通信安全而造成干扰与消耗等问题。

    认为自动加密与解密措施即解决上述问题之人士应再三思。除了情报可能被窃之外，装备造价，不相容装备于错误时间开启，如格瑞纳达行动期间发生之事情，凡此种种皆是问题。从表面看来，超长程作战的种种可能xìng预示，反侦搜的机会与侦搜之限制几乎都是我们无法掌握的，然种种迹象显示这是必然之势。

    指挥管制与指挥管制反制措施

    在第一版的结论中笔者提到，指挥管制之重要xìng不如战争原则中不变之原则。这或许仍然正确，但一般人皆认为资讯作战系新的革命xìng作为。本部份已受到重视，原因在于科技专家预期，未来战术指挥官将可拥有清晰而立即之战场图像。另一项可预期但相当矛盾的趋势为，未来的作战会有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在第十一章中我们将讨论在飞弹作战中不稳定状况将造成更严重的不确定xìng之问题。现代战术指挥官大多忙于处理有关敌军之电子信息(以及本身部队之电子信息)。帆船时代的指挥官能亲眼目睹战事的进行，而当今指挥官大多依赖电子信号，却仍无法看尽一切。杰立可与谢尔(Scheer； [ 译注：1863-1928，德国海军司令 ] )、史普鲁恩斯与南云(Nagumo)、田中(Tanak)与勃克(Burke)等皆曾无法取得重要情报，只好在黑暗中改变战术。以前情报阙如系战术上必然发生之事，故此种情形之发生并非意外。但从海军历史观之，未来战场将有许多意外之事。由于优异侦搜能力，敌人飞弹可于任何时间来袭，这种速度在帆船时代难以想象，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偶有出现。海上指挥官面对的是廿四小时战争。1798年尼罗河夜战在当时难得一见，在现代战争中，夜间行动是家常便饭。

    卫雷(Bauton Whaley)的研究支持一项论点：奇袭重要xìng日益增高。渠在其著作「谋略：战争中之欺敌与奇袭」(Stratagem：Deception and Surprises in War)中，分析了从1914至1953年间发生的86场地面战。后来研究年代延长至1973年，增加了25场战役 [ 原注：是项著作于1969年完成。另外卫雷与谢尔曼(Ronald Sherman)又予以补充，见Daneil and Herbig，pp.177-94。卫雷着重于战略欺敌，而佛利特上尉(Captain William Van Vleet)对于地面作战则重视战术奇袭与欺敌。佛利特还收录获致战场胜利最普遍的方法。 ] 。卫雷之结论如下：近年来为达成奇袭目的，欺敌作为之使用日益增加；如无欺敌，奇袭难以达成。同样地，欺敌在海上之重要xìng日益提升。今日由于xìng能优异之监测系统，使舰队无法在敌毫无警觉下协调攻击行动。但由于侦搜系统之侦测距离、复杂xìng与多重备用装置，加上各系统结合作业的复杂程序，使得战术人员面对敌军采欺敌作为时仍有可趁之机。

    战术人员将持续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哪种战斗领导人适合此种新环境？充满活力、毅力、体力的年轻人将承担更重要的角色。

    全天候战场的另一个结果是，舰船在任何战备等级中都可能进行猛烈的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从战备等级二、三 [ 原注：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