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话，议和与否都是一样的结局。

    要想成功展开和谈，就是皇帝一句话的事情。

    明朝皇帝的权力不可谓不大，崇祯前面的武宗、英宗，想走就走，没人敢拦。

    嘉靖、万历不上朝，没人能逼他们上。

    所以议和的最大障碍不是大臣，就是崇祯自己。

    包括迁都，韦宝不信崇祯真想走，大臣还可以阻拦，杀个人就一句话的事情。

    不行就杀一百个，杀一千个。

    命都没有了，还怕了要别人的命嘛。

    议和这事说起来挺难，其实在韦宝看来并没有那么难。

    因为到了明末，明人的心态都明显不太正常了。

    明初洪武永乐国势太强，周边一个敌手都没有，这导致明人有了天下唯我独尊的心态。

    “我朝国势之尊，超迈前古，其驭北虏西蕃，无汉之和亲，无唐之结盟，无宋之纳岁币，亦无兄弟敌国之礼”这话是明人说的，这段话基本将明朝的外交空间压缩到最小，使后来的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形成某种意义上的“政治正确”。

    敢议和，就是汉奸，只有高喊口号，打死所有对手，才是正确的。

    和亲，结盟，岁币，兄弟敌国之礼，古代国与国之间几种常见的关系都被否定了。

    洪武和永乐确实有实力，也用实力做到了让周边集体跪下，但是子孙后代就不一定了。

    明初国势强，不代表一直强，尤其是到了明末国势衰弱至极。

    明人的心态却一直没能被调整过来，一直是以中央大国的心态看待周边。

    再加上宋朝的反面典型案例，让明人一谈议和就拿宋朝做反例，没有人敢于担当，深怕落一个卖国贼秦桧的名声。

    当辽东出现了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事实上，后金已经演化为拥有完整组织的，并且是以农耕为主的封建国家。

    后金的实力也远远超过了也先、达延、俺答这种蒙古松散的部落式组织。

    明朝上下从一开始就过于轻视实际上并不亚于隋唐时代的高句丽的后金军政集团。

    明朝官员曾说后金只是“不当中国一大县”的丑虏。

    韦宝就特别想问，当时哪个大明朝廷的大县能拉出十万级战兵。

    而且，后金举国之力，还远不止十万大军，二十万，三十万，都是可以的。

    这种轻视是致命的，也导致了萨尔浒的惨败。

    更导致了后来袁应泰这种人丢辽沈，王化贞丢广宁的一系列失败。

    显然，很多明末的官员对待后金是即不知己，也不知彼。

    要么盲目自大如王化贞，要么畏金如虎如高第之流。

    建立在明初辉煌历史的上国心态不容易改变，议和这个话题自然就成了明朝政治生态里的雷区。

    谁敢越雷池一步，各种弹劾，且遭天下人唾骂的压力没人担的住。

    现成的案例就是陈新甲了，尽管他只是替崇祯背锅。

    所以，明朝自己实际上是断了这条路的，尽管这里面不乏有人偷偷摸摸搞和议，甚至有地方已经达成了私下协议。

    如宣大边将后来以提供贸易为条件，换取清军不从宣大入寇。

    但毕竟这种事情是见不得光的。

    大明朝廷和百官的这种心态，导致后金一方通过与明朝官员们的私下议和往来后，后金方面看得很明白。

    皇太极和范文程这些对大明很了解的后金领导层，都能直指要害。

    当然，这种心态后金方面一开始是不清楚的。

    直到己巳之变后，皇太极等最高领导层才彻底的明白过来。

    后金那边想议和，而且是非常想，特别想议和，从努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