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海坛截留出南洋船只。

    并渝：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即便不限制，出海商民愿意纳税的也是少之又少，绝大部分选择走私。

    这也是为什么重商的宋元仍然收不到多少商税的缘故。

    南宋初期算上摆地摊等人上门，总共收到的也只是是100万两，据说占南宋岁入20%。

    即便考虑到我宋时候银子比较值钱，也是有够磕碜的。

    至于宋为什么岁入经常出现几千万贯、上亿贯之类的葩数据，那是纸币本位下通货膨胀闹的。

    据说大元还曾经岁入几十亿贯过。

    而赫德打理大清海关用火轮船抓走私之后，一年能收上2000万两更说明了这点。

    但是比起大清的对于商民出海，除了年限之外不做限制。

    限制年限是因为大清很畏惧汉人在南洋建立势力，深恶痛绝，见到汉人势力扩张就恨得牙痒痒。

    大明这110船引好像还是少了点，之前更是连110船引都没有。

    联系嘉靖朝朱纨严厉打击走私，被浙江福建士绅发动在中枢的势力攻讦，被迫自杀。

    就能发现，闽浙士绅似乎并不愿意开海。

    在海禁的前提下，有官僚支持的走私商人没有被朝廷打击的风险。

    除非碰上朱纨这种愣头青，而没有官面背景的走私商人有这个风险。

    虽然很小，明代海禁绝大部分时候执行上很宽松，这样的情况，对于缺乏背景的中等商民是不利的。

    一旦开海，中等商民就能和官商勾结的巨商进行相对公平的竞争了。

    闽浙地区以富庶著称，在宋元两朝，其富民长期逃避税役，勾结官僚，使得国库空虚。

    明初开国，朱元璋曾经对闽浙地区的富民进行打击，但治标不治本，其地的士绅势力很快又崛起，影响朝堂。

    所以明朝开海进程的缓慢，以及隆庆开海的有限性，与这些闽浙富民的操纵，是分不开的。

    清朝不是很给闽浙富民面子，是否证明大清能够更好地打击豪强，保护平民利益。

    并不是如此。

    清朝土地兼并，能排在历朝历代第一。

    而晋商也在清朝过得犹为滋润。

    明代平民出身进士约占总数50％，清代则减至百分之三十几。

    而父祖三代有生员以上功名者，则由明代的50％升至清代的百分之六十。

    可见平民向上流动机会渐减。

    清代，尤其清代后期，大行捐纳制度，富与贵密结合，影响力量趋强；遂使平民向上流动机会大减。

    可见闽浙士绅在清朝影响力下降，乾隆皇帝宁愿给广东士绅面子，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这与打击豪强什么的没有半点关系。

    由于闽浙是清军南下中所经过的最富庶地区，而开国时清军基本上是没有军饷的，军纪极劣，在闽浙地区进行了极为残酷的大屠杀，康熙朝为了对抗明郑，又实施了迁界禁海，造成巨大的破坏。

    这些活动，造成了民间对于清廷的仇恨。

    所以后来，清廷对闽浙地区的士绅并不信任也是情理之中。

    广东士绅取得清廷信任，是否就证明广东人在明末不如闽浙士绅有骨气，抵抗少呢。

    不然，广东民风彪悍，在明末表现得尤其有骨气，李定国与清廷便多次拉锯于广东。

    于是在明末清初遭到的破坏，更加惊人，如尚可喜屠广州，据说一次就屠杀了八十万人。

    但是因此，广东士绅在明末清初几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新产生的士绅阶层，许多都是尚氏集团的残余，是由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