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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海坛截留出南洋船只。

    并渝: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即便不限制,出海商民愿意纳税的也是少之又少,绝大部分选择走私。

    这也是为什么重商的宋元仍然收不到多少商税的缘故。

    南宋初期算上摆地摊等人上门,总共收到的也只是是100万两,据说占南宋岁入20%。

    即便考虑到我宋时候银子比较值钱,也是有够磕碜的。

    至于宋为什么岁入经常出现几千万贯、上亿贯之类的葩数据,那是纸币本位下通货膨胀闹的。

    据说大元还曾经岁入几十亿贯过。

    而赫德打理大清海关用火轮船抓走私之后,一年能收上2000万两更说明了这点。

    但是比起大清的对于商民出海,除了年限之外不做限制。

    限制年限是因为大清很畏惧汉人在南洋建立势力,深恶痛绝,见到汉人势力扩张就恨得牙痒痒。

    大明这110船引好像还是少了点,之前更是连110船引都没有。

    联系嘉靖朝朱纨严厉打击走私,被浙江福建士绅发动在中枢的势力攻讦,被迫自杀。

    就能发现,闽浙士绅似乎并不愿意开海。

    在海禁的前提下,有官僚支持的走私商人没有被朝廷打击的风险。

    除非碰上朱纨这种愣头青,而没有官面背景的走私商人有这个风险。

    虽然很小,明代海禁绝大部分时候执行上很宽松,这样的情况,对于缺乏背景的中等商民是不利的。

    一旦开海,中等商民就能和官商勾结的巨商进行相对公平的竞争了。

    闽浙地区以富庶著称,在宋元两朝,其富民长期逃避税役,勾结官僚,使得国库空虚。

    明初开国,朱元璋曾经对闽浙地区的富民进行打击,但治标不治本,其地的士绅势力很快又崛起,影响朝堂。

    所以明朝开海进程的缓慢,以及隆庆开海的有限性,与这些闽浙富民的操纵,是分不开的。

    清朝不是很给闽浙富民面子,是否证明大清能够更好地打击豪强,保护平民利益。

    并不是如此。

    清朝土地兼并,能排在历朝历代第一。

    而晋商也在清朝过得犹为滋润。

    明代平民出身进士约占总数50%,清代则减至百分之三十几。

    而父祖三代有生员以上功名者,则由明代的50%升至清代的百分之六十。

    可见平民向上流动机会渐减。

    清代,尤其清代后期,大行捐纳制度,富与贵密结合,影响力量趋强;遂使平民向上流动机会大减。

    可见闽浙士绅在清朝影响力下降,乾隆皇帝宁愿给广东士绅面子,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这与打击豪强什么的没有半点关系。

    由于闽浙是清军南下中所经过的最富庶地区,而开国时清军基本上是没有军饷的,军纪极劣,在闽浙地区进行了极为残酷的大屠杀,康熙朝为了对抗明郑,又实施了迁界禁海,造成巨大的破坏。

    这些活动,造成了民间对于清廷的仇恨。

    所以后来,清廷对闽浙地区的士绅并不信任也是情理之中。

    广东士绅取得清廷信任,是否就证明广东人在明末不如闽浙士绅有骨气,抵抗少呢。

    不然,广东民风彪悍,在明末表现得尤其有骨气,李定国与清廷便多次拉锯于广东。

    于是在明末清初遭到的破坏,更加惊人,如尚可喜屠广州,据说一次就屠杀了八十万人。

    但是因此,广东士绅在明末清初几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新产生的士绅阶层,许多都是尚氏集团的残余,是由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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