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民间将何以看待我邓某人！而喻载阳则因匪方确实给了他面子，如果邓督办真的严办起来，他将来在江湖上会被人笑骂的，因此便极力希望邓锡侯手下留情。他说：“土匪正是因为得知小汽车上是邓督办，才不敢劫车架人的，以此可见督办的声威足以震慑匪类。督办何不网开一面，容其迷途知返呢？”

    邓锡侯哪里肯听！他下令将成都市区内外穿青绒短褂的人，一个不漏地抓起来，逐个审讯；又逮捕了一批知名的袍哥大爷，将其中几十个通匪有据的，都砍头示众；同时，下令严行缉拿匪首赵国栋。一时间，成都地区军警忙碌，监狱人满，平素与土匪、袍哥有瓜葛的人纷纷藏匿，社会治安倒似乎真的好了一阵子。

    赵国栋在四川呆不下去，三十六计，走为上，遂化装乘船顺江而下，躲到了上海。事隔不久，担任成都卫戍司令的刘文辉有事要借助赵国栋，千方百计地打听到赵的去处后，亲自派人到上海将赵国栋接回成都。邓锡侯自然闻知此事，但一则时过境迁，二则也不愿与刘文辉反目，便不再提什么缉拿赵国栋的话了。

    民国时期铁路、公路上的匪案，使广大旅客出门上路，都是胆战心惊，不知何时会遇上剪径强盗绑票匪。“行路难”之叹，已不是李白所指的道路艰险之意，而是指途中无安全可言。而且，从本章所述的诸多案例来看，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guó mín dǎng，都没有给土匪以真正的沉重的打击。只要获得暂时xìng的、局部的解决，对上司或社会舆论有个jiāo待，那就万事大吉，至于残余匪徒等也不必斩草除根，除恶务尽了。所以，即使撇开造成民国时期匪祸的社会根源不谈，官方剿匪敷衍塞责、得过且过，也是匪祸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

    城市重镇盗贼杀人越货

    大城市里有土匪吗？有！但如果只是在电车、气车上扒窃，或潜入民宅撬门扭锁，那只是小偷、窃贼。如果因穷极无赖，一时起意抢劫杀人，那也只能定作抢劫犯、杀人犯。这些都还不能称为上匪。大城市中的土匪主要以有组织、有计划的绑架、抢劫为营生手段，这一点与肆虐在广大乡镇农村的土匪是完全一样的。这些土匪，有的以城市附近的农村、山区为巢穴，潜入城区进行活动；有的则利用大城市街巷纵横、人口庞杂的掩护，直接在市内设置据点，四出作案，城市居民一般称之为“强盗”、“盗匪”。民国时期，中国南方、北方的大城市里都发生过许多匪案，而且在guó mín dǎng统治时期尤为严重。

    愚人节上海一天六起匪案

    先看一下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素有“冒险家的乐园”、“东方巴黎”和“小美国”之称。之所以是“冒险家的乐园”，是因为西方许多无赖之徒、在逃罪犯都远涉重洋到这里来钻营。他们既使上海变成藏污纳垢的世界，又带来了作jiān犯科的技术和走私的武器、弹yào。远的不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许多原来在东北的白俄纷纷南下到沪。这些人本来就无以为生，到上海后便与海外黑社会挂钩，在上海贩卖军火，提供给各地土匪。

    之所以是“东方巴黎”，是因为上海具有西方所有的一切生活方式：从俄式大菜到巴黎香水，从大腿舞到轮盘赌。纸醉金迷的生活刺激着人们的物质追求和金钱yù望，使那些不逞之徒不惜为之挺而走险。1934年5月8日，一伙匪徒在小西门蓬莱市场内抢走了蓬莱银号的500元大洋。市公安局侦缉队经过一个月的侦探，才抓获匪首，获知匪徒们一个月来，一直住在五马路满庭芳悦来旅馆里，整日狎妓、赌博、饮酒作乐。后侦缉队会同外国巡捕在此捕获10余名匪徒，并搜出qiāng支弹yào。显然，当这笔赃款挥霍完之后，匪徒们又会有新的行动。

    之所以是“小美国”，是因为上海地面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