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本来就多匪，兵匪一旦会合，遂形成1927年下半年浙北极为严重的匪祸。

    开始时，土匪仅据天目山中九龙寺为巢穴，分股向东、向北活动，安吉与长兴、湖州jiāo界地诸乡镇，如梅溪、林城、缸窑、和平、律溪、天平桥等数十处相继蒙难。占据黄图村及缸窑一带的土匪先后绑架了100多人；九龙寺的匪徒曾攻入安吉县城，将县长程某及富户8人掳走，索赎金达50万元。此后匪徒人数日益增多，九十月间据估计在千余人以上，还准备编成一个师，与孙传芳挂钩。他们不仅往四乡八镇派出密探，踩点放线，而且公开在各镇及通衢大道旁张贴布告，招徕徒众。布告写道：“住瓦屋人，欠我钱；住茅屋人，种我田。有人来投军，每日两块钱。”他们的步哨荷qiāng实弹，从山顶一直放到乡镇附近。其伙夫每日到集市采买蔬菜杂物，荷担背负而归，居民明知其为匪类，但谁也不敢告发或擒拿。10月初，一个xìng魏的匪首劫得一良家女子，强纳为妾。办喜事之日，匪窟中鼓乐喧天，大办筵席，各路股匪大小头目纷纷前往送礼致贺。

    土匪之所以如此猖撅，只因官军无力。浙江省防军第三团在安吉县仅有二三处驻兵30人左右，与土匪相比，显然不足挂齿。各地保卫团qiāng支少而劣，作战能力又差，非但不能剿匪护民，而且自己的武器也大多被匪徒抢走。各镇士绅居民迭次恳请驻湖州的第三团派兵剿匪，却始终不见回音。居民无分贫富，纷纷出逃，有的集镇逃亡人数达十分之七八，以致田间稻穗沉沉无人刈割，集镇街道空空有如阡陌。北伐战争中，浙江因当地军队起义，投向国民革命军，故并无重大战事，但当时人估计，安吉等县居民因匪祸而遭到的损失，甚至要远远超过战区居民的损失。

    到30年代guó mín dǎng统治相对稳定时，浙江匪患也远未洱平。

    形形色色的福建“民军”

    福建省在地理上与浙江大同小异，除东南临海之外，内陆多为山峦、丘陵。民国年间，福建土匪从未绝迹，相反是人数愈来愈多，势力愈来愈大。现以闽东永泰县为例。

    该县境内多山，地瘠民贫，jiāo通闭塞，土匪如毛。19221923年间，有林峰聚众数十人，以矿山zhàyào自制武器，窜扰于县城周围，被当时第二十四混成旅长兼泉永护军使王永泉剿灭。19261927年间，又有关道秀、胡宝奎、鲍达三等流氓土匪，窃居各区乡民团团总职位，指使部下大干土匪勾当，以致激起民变，最后消灭了这伙歹徒。19281933年间，县内有多股大小土匪，如吴大昂和所部吴建东、刘大和以及方草孟等，分别在雁门、濂洞、大洋、通天隔、曹溪底等乡村，抢劫掳架。1933年底，十九路军派兵进剿，抓获并qiāng决了一批匪首，但仍有不少溃散在逃。此后至抗日战争期间，该县既有陈长光、马治官等本地股匪肆虐，又有张雄南、张克武、林继曾等邻县土匪窜扰，甚至演出股匪间为争夺势力范围而发生冲突的丑剧。例如，张克武为与陈长光争夺在永泰以南嵩口地区的控制权，曾派人潜入永泰县城内的同仁中学，将在该校读书的陈长光两个儿子掳走并杀害。解放战争中，永泰县土匪有的被guó mín dǎng收编，充当fǎn gòng救国军，用以对抗解放军。一向在永泰、莆田、仙游三县jiāo界地区活动的鸟治官，就曾担任过该反动组织的纵队司令。

    福建土匪有一个不同于他省的特点，即大股土匪往往自称“民军”，成为割据地方的封建武装。他们凭着武力，迫使官府承认他们的地位，guó mín dǎng势力进入福建后，他们又曼缘附会，有的当上了国军。但不论是民军，还是国军，都是挂羊头卖狗ròu，干的是土匪行当；而且由于掌握了“合法”的权力，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