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衙门、驻日公使为主与日方谈判，袁世凯在朝鲜事实上处于消极怠工状态，只是虚无缥缈地称自己在联络驻朝外国外jiāo官谴责、劝说日本，再就是不断要求李鸿章派重兵赴朝，震慑日本。

    6月30日，中日朝鲜问题jiāo涉逐渐陷入僵局，日本藉着军力不断威逼朝鲜政府单方面接受日本提出的废除与中国藩属关系等要挟，朝鲜境内局势日益紧张。当天袁世凯连发数封电报给李鸿章，先是以日军到朝已近万人，“各处布置，待与华寻衅”为由，申请回国。而后又称朝鲜与日本密谋，决定不认和中国的藩属关系，日军可能会用兵押送自己出境，“果尔辱甚”，申请先回国。李鸿章于第二天回电，“日允不先与华开衅，岂能拘送使臣，要坚贞，勿怯退。”[33]

    7月3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向朝鲜提出单方面改革内政纲领，4日袁世凯又搬出不知真假的“韩廷犒赏日兵米ròu甚多，韩喜日”故事，申请“应下旗回”。李鸿章将其请求转奏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回复日本政府当时只是坚持要朝鲜承认为自主之国，并没有直接剑指中朝宗藩关系的文字，此时如果袁世凯从朝鲜撤旗回国，反而显得中国与朝鲜失和，“办法匆遽失体”，要求“万勿轻动”。[34]

    7月5日，针对日本要求改革内政的最后通牒，朝鲜政府请求日本宽限2天回复。当天中午，袁世凯显得惊慌不已地致电李鸿章，坚决要求立刻回国，“日在韩专忤华意，凯为使，系一国体，坐视胁凌，具何面目？如大举（指清政府如准备与日本战争），应调凯回询情形，妥筹办；暂不举，亦应调回，乞速示遵！”[35]下午时分，再度电报李鸿章，“凯在此无办法，徒困辱，拟赴津面禀详情，佐筹和战，倘蒙允即行”，提出可以属员唐绍仪在朝鲜代理自己的职务。[36]

    6日，总理衙门作出指示，因俄国驻朝代理公使韦贝即将赴朝，有望帮助调停中日朝矛盾，要求袁世凯在“势不可挽”之前，必须在朝鲜“静候”，等待与韦贝会商。归意已决的袁世凯不得已继续留在朝鲜，对外jiāojiāo涉全无心思。当天袁世凯电报给李鸿章身边的红人、津海关道盛宣怀，请他帮忙在李鸿章跟前美言，将自己调回国内。“盛大人：密。凯为华使，系一国局面。韩若华妻，被人强辱，妻急呼本夫，争无力，坐视情何以堪。况现势决非文字能详，乞求相调凯回，禀商办理，派员暂代，通消息。”[37]

    回朝（2）

    7日，日本给予朝鲜答复的最后通牒到期，朝鲜国王下令成立“改革调查委员会”的虚设机构，企图以此蒙混日本，日方极为不满。在威逼下，朝鲜国王李熙于8日颁布罪己诏，原则上同意进行日本主张的内政改革。10日，日朝代表在汉城南山的老人亭会商，日方拿出26条直接干涉朝鲜军队、国体、外jiāo等大政的所谓改革具体方案，逼迫朝鲜于15日就是否施行，作出明确答复。

    预感局势即将发生剧变，11日袁世凯突然称病，“凯素有发烧症，近因久痢气虚，昨夜剧犯，头目昏瞀，周身疼痛，即延洋医诊视。据云，热过百度，首置冰，始稍轻，似尚不至害事”，随即先斩后奏，以“未便晷刻废事”为词，直接将职任jiāo给属员唐绍仪代理。[38]

    7月15日，朝鲜政府以日本以大兵压境，又限定日期要求改革内政，有干涉朝鲜内政嫌疑为由，婉拒日本要求。李鸿章当天得到了这条消息，不过汇报人已经不是袁世凯，而成了唐绍仪，唐绍仪在汇报中还进一步为袁世凯的病况作证。袁世凯则通过唐绍仪在电报中不露声色的“俟袁道至津稍痊面禀”等注明，准备一旦李鸿章、总理衙门对此不作公开表态，就当成是默认批准而立即返回天津。出乎袁世凯的预料，16日总理衙门转发上谕，清政府以皇帝上谕的最高命令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