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所争者非私怨，王家事耳。与足下州里人，今虽小违，要当大同，欲相与善语以别。邂逅万一不如意，后可复相见乎！”

    平心而论韩遂的这句话没有任何问题，对于当时统治长安城的董卓旧将来说，无论是权力c声望还是实力，都是岌岌可危的存在，每时每刻都有覆灭的危险，给自己在凉州的老家留一条后路还是很有必要的。樊稠的做法本身并没有问题的，只是他似乎没有什么防人之心，竟然没有对李傕的侄子李利有所隐瞒，之后也没有采取任何的补救措施，这就为自己留下了后患。

    回到长安以后，李利当然要把樊稠与韩遂相会的事情告诉李傕。不过据《资治通鉴》记载，李利这么做可能是出于公报私仇，在李利跟随樊稠郭汜一起攻打马腾韩遂的时候，曾经由于作战不利而被樊稠责骂，史书记载当时樊稠说道“人欲截汝父头，何敢如此！我不能斩卿邪！”

    虽然这一条记载未必属实，李利也被司马光误记成李傕的父亲，但是李利向李傕告密一事是确凿无疑的。而城府颇深的李傕却不动声色，他为了稳住樊稠竟然允许樊稠和郭汜与自己一样开府，与三公并为六府，也拥有举荐官吏的权利，这样一来使得朝廷内部的权利争斗愈加激烈。据《献帝起居注》记载“傕等各欲用其所举，若壹违之，便忿愤恚怒”。这种争斗最后当然要演变成武力械斗，这或许也是史书记载当时的长安城盗贼横行的根本原因吧。

    长安城也在这种争斗中自然而然的被李傕郭汜和樊稠划分成了三份地盘。表面上看是为了禁绝盗贼，而实际上他们自己就是盗贼，所谓的“各备其界”就是在争夺各自的利益，所以才会有“犹不能制，而其子弟纵横，侵暴百姓”的记载。最后终于搞得长安城比董卓时期还要黑暗，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在这期间冯翊郡的羌人发动过一场叛乱，被樊稠和郭汜所平定。

    公元195年，即兴平二年，李傕以朝廷的名义派樊稠东出函谷关去抵御关东诸侯，而樊稠却似乎并不愿意去，他跟李傕讨价还价，要求增加自己的兵力。而李傕则借此机会设宴席邀请樊稠前来商议增兵的事宜。在宴会上，李傕命令他的外甥骑都尉胡封将樊稠刺死。

    李傕杀死樊稠的原因主要当然是樊稠与韩遂的并马相交，但更为深层次的原因还应该是争夺权利的必然结果。樊稠以勇猛著称，在尚武的西凉军中威望远高于李傕，在与李傕郭汜争夺长安城支配权的过程中应该是处于上风。《资治通鉴》中就记载“傕亦以稠勇而得众，忌之”，当樊稠的地位威胁到李傕的时候，将其除掉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而李傕并不敢公开与樊稠翻脸，而是选择搞一个鸿门宴的阴谋诡计，趁着樊稠酒醉将其杀死。这也说明李傕对樊稠肯定是有所忌惮的。

    樊稠这个人果敢勇猛有余，而智力不足，性情又比较狂妄自大不懂得收敛韬晦，虽然在凉州军威望很高，却还是败在了阴谋诡计的面前。对于樊稠，或许还是朱儁的那句“樊稠庸儿”，的评价，是最贴切不过的了。

    风清扬曾经说过“世上最厉害的招数，不在武功之中，而是阴谋诡计，机关陷阱。”，而这也是我们所需要领悟的最完美的诠释了吧！

    小a斯蒂芬写于2018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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