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5月5日，夜。

    由浦口开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别快车，正在津浦铁路上疾驰。

    在中华民国进入第二年之际，能坐得起这趟列车的人，实在不多。这趟列车是当时交通总长吴毓麟花重金从美国dg g一u而来，车厢为全钢打造，外面漆着蓝漆，俗称“蓝钢皮”——在当时的整个远东地区，这样的列车只有一列。

    “蓝钢皮”分一c二c三等车厢，一等车厢由一间间的软卧构成。能买得起一等车厢车票的，多半是外国人，当然，也有一些非常有钱的中国生意人。

    那一晚“蓝钢皮”的一等车厢里，有美国总务司安迪生的代表鲍育c法国公使馆参赞茹安等外国政要人士，他们是来参加中国关税会议的。

    而另一群外国人，如《中国远东金融商业报》记者亨莱，《大陆报》记者李白斯，还有美国《密苏里新闻报》驻远东记者鲍威尔等新闻界人士，这些记者是为了到山东境内采访而来。

    《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约翰·本杰明·鲍威尔，在中国已经呆了8年，很自然获得了一个称号——“中国通”。作为一位媒体界人士，鲍威尔一直保持着一个良好的习惯——到哪里都喜欢记上一笔。也正是得益于他的这个习惯，我们后人完整知道了之后发生的所有故事。

    那一夜，鲍威尔在一等车厢里和同屋的法国人贝吕比闲聊。他告诉法国人，火车现在刚刚进入山东境内，目前处于三省交界处，是土匪的“天堂”。

    “我们现在正处在土匪窝里呢!”贝吕比打趣的说道。

    在一阵哈哈大笑之后，鲍威尔和贝吕比洗漱完毕，在凌晨2点左右，昏昏睡去。

    凌晨2点50分左右，伴随着一阵尖锐的金属摩擦声，整列车发生了剧烈的震动和颠簸，鲍威尔从梦中惊醒，下意识掏出了sh一u qiāng。

    一群中国人端着枪闯进了一等车厢，一个罗马尼亚人抄起手边的茶壶扔向了对方，换来的是几声枪响——他被当场击毙。

    鲍威尔立刻选择交出sh一u qiāng。他知道，真的遇到了土匪。

    在遇劫的外国人中，有一位富家xiǎ一 jiě。这位xiǎ一 jiě名叫露茜·奥尔达里奇，是美国石油大王家族成员小洛克菲勒的小姨子。后来她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周末，我做了中国土匪的“洋票”》(a eek end ith chese bandits)。

    “洋票”，就是是外国人质的意思。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人质，被称为“本票”。

    在遇劫之后，车上100多名旅客被要求列队站立，各自保管好自己的车票——那张小小的车票，此时成了衡量他们身价的唯一凭证：

    三等车厢的客人，每人值两千块大洋的赎金;

    二等车厢的客人，每人值一万块大洋的赎金;

    头等车厢的客人，每人值三万块大洋的赎金。

    车票丢了怎么办没关系，就按头等车厢赎金计算。

    至于洋人，不分几等车厢，统一价格，一人5万块大洋。

    人质们在铁道边待了半个多小时后，土匪们完成了车厢的洗劫工作。土匪头目下令：“上山！”

    这是一伙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的土匪武装，

    1918年，孙美瑶和其族叔c兄弟等联络地方武装和各路“竿子”，筑寨于山东峄县抱犊崮。苏c鲁c豫c皖四省数十县的饥民，相遇云集，不期而聚者达七八千人。孙美瑶等正式组成“山东建国自治军”，由孙美瑶任总司令。

    “蓝钢皮”被劫持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第一时间做出强烈反应的，不是北洋政府，而是外国政府。

    在询问人质的过程中，孙美瑶得知鲍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