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建设计划”，提出“五有”[8]的宏远理想。誓言要“在极短的时间完成大量的工作”，“用很少人来发动几十几百甚至于几万几百万人来工作。”

    在经国所为的“良心政治”下，赣南的变革，有目共睹：

    ．教育建设。出现中华新村，从托儿所、幼稚园、小学，到正气中学，一系列的教育设施，先后面世。着眼于智力开发，人力投资。

    ．社会革新。公布集团结婚办法，破除乡民铺张浪费的习俗。设贫民食堂，收留流浪无依的儿童。办新人学校，帮助犯人增进就业技能。

    ．经济政策。经国采取的是统治式的经济。战时纸币贬值，通货膨胀，人民遭殃，政府束手。专署成立了新赣南合作社和jiāo易公店，把各种日用品，如油、盆、米等统制起来，定量出售，一则打击谋暴利的商人，[奇Qisuu.ｃom书]一则使赣南人民免受通货飞涨的生活威胁。

    ．干部训练。斯大林“干部决定一切”的方针，经国牢牢记住。他自己认为“干部应当是黑暗中的明灯，狂流中的砥柱，负有转变社会风气的责任。”于是，赣南的“黄埔”、“抗大”，在虎岗开办。他全神贯注，兢兢业业，和青年们冒朝雾，踏晨曦，一起升旗，一道赤膊跑步。大门口的木牌写着：“做官的莫进来，发财的请出去！”

    单凭这张成绩单，已够中外瞩目了。《大公报》的一篇报导，客观公正，最能反映赣南的情况：

    “新赣南的除旧布新工作，是到处可以看出来的。在四华山，从前有十八个班子的jì nǚ，大烟和赌博，吸尽了矿工们的血汗，时疫病苗摧残了矿工们的生命，新赣南矿工福利委员会是针对着这些事实而设立的。……高利资制度，已给合理的货款制度打倒了。俱乐部、图书馆，成为矿工们工余的乐园。以前专医花柳病的医院，现已成相当规模的诊所。这些成绩，当然还要感谢当局的努力。四华山的变，不过是新赣南的一小片段而已。”[9]

    外国报纸，对guó mín dǎng政权观感的好坏，人尽皆知，这是董显光主持的国际宣传处都一筹莫展的。但是，说公道，他们真公道的很，赣南的一切，马上引起洋人的注意。

    《科立尔》杂志带头，一九四三年七月，刊出文章，题为《小蒋建立型模，作为新中国未来的范例》（Gissimo is Building a Model State as anExample for New China）。[10]

    《纽约时报》记者阿德金森（剧评家）专程去赣南实地采访，同年十一月五日，刊出《赣南建立民治的目标》的特写。文章说：“中国方面的有识之士，都一相情愿地高谈中国的现代化，却只有赣南在真正的推行。”

    经国的声望，火箭似地直上云霄，guó mín dǎng内部最敏感，一种强烈的酸xìng反应，马上变成气体，弥漫到重庆的蒋先生那儿。指责专区的举措是苏联社会主义的中国版。更露骨的说法是：“蒋经国是道地的共产党，

    赣南快被赤化了。”

    延安的中共领导阶层，一样聚精会神地，密切注视着赣南的动态。

    然而，经国再努力，也跳不出guó mín dǎng的大圈圈。在苏联时，人家说他是“带guó mín dǎng本质的共产党”，回到国内，他成为有共产党气质的guó mín dǎng。他好象什么都不是，他的冲力，只能到某一限度，就停摆了。

    经国的如意算盘，以赣南为起点，江西有成绩，再推展到全国。事实证明，他了解苏联，并不了解中国。guó mín dǎng的烂摊子，比他想象的要难弄多了。

    从这个角度，分析他的新政，热闹有余，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