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的风气，取代留英、留美的热潮。蒋介石、阎锡山、张群等选择日本，正说明当时的风向。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马克思主义如洪水般倾泻，开青年人向往苏联的滥觞。最初只有瞿秋白等俄文专修馆的学生，首途赤都，稍后，刘少奇、李立三、秦邦宪等革命青年，个别或集体的，奔向红朝。待苏联在华的势力，扶摇直上，留学苏联的吸引和一号召，顿成时尚。

    解释留苏何以狂热一时的背景，我们势必对当时的政治情势，略作回顾。

    从民族感情上，对于这位北方的近邻，从无好感。北极熊的侵略xìng，比起大英帝国，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由依凡到尼古拉斯，中国所丧失的土地面积，超过欧洲许多小国的总和。其次，俄罗斯民族的科技文化，无法和英美放在相同的天平上，鲜少值得效法的地方。

    形势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就历史的意义，二十年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出现了一个不寻常的逆转。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渊源于美国的民主政治，

    期以取代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他的三民主义宏伟主张，虽抄自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理想，追溯更远一点，原是位瑞士医生的创见。其思想立论，哲学基础和那位长一脸大胡子的德国犹太，马克思的学说，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不幸的，孙先生奔走呼号的革命运动，没有乔治华盛顿那么顺利，更不如列宁那么走运，他给中国开的yào，中国病人吞服不一下。

    guó mín dǎng从来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没有qiāng杆子的政党，单靠向军阀依附，注定大业难成。特别是一九二二年，广东的军阀陈炯明公开叛变，孙受此沉重打击，离穗赴沪，开始guó mín dǎng的重组与改造。痛定思痛，大彻大悟，始认定用西方式似有似无，组织，松散的政党组织，不适宜中国的国情。那就是党要类似黑社会的紧密结构，党员要纳入组织系统，绝对地服从纪律，接受精英领导。精神方法上，修正为独裁的组织领导，一党专政。可是把观念付诸行动，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缺少此项经验和技术。于是，赋予苏联chā手中国革命的机会。

    孙中山和列宁搭线，始于一九一八年，由上海发给列宁的电报里说：“中苏人民有共同目标”，预言“两国的革命运动将联合解放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民。”[1]

    这年八月，齐雪林（G. V. Chicherin）外长热情地回复孙的电报，大灌罗宋汤，称孙为“可敬的导师”，打开布尔什维克运动进入中国的通道。

    翌年七月二十五日，《加拉罕（Lea Karak-han）(2)宣言》发表，声明苏联政府愿放弃以前帝俄和满清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特别提示一项苏维埃运动－－协助被压迫的东方民族，尤其是协助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和经济侵略的解放运动。

    这样一个冠冕堂皇，掷地有声的宣言，尽管苏联政府从来没有履行诺言，当时，在中国人民中所产生的震撼，尤其是对历经挫折的孙中山和guó mín dǎng人，却非同小可。之后一九二三年一月，孙中山和越飞（Adalf A. Joffe）发表联合宣言，芝加哥教师出身的鲍罗廷（Michael Boradin）(3)接踵来华。

    南方的广州政府，处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乃变成不得不尔的行动方向。

    孙中山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逝世北京，但无碍苏联与）广州的蜜月关系，七月一日，成立军政府，十月七日guó mín dǎng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十六次会议中，[4]鲍罗廷宣布，莫斯科成立孙逸仙大学，并建议选送学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