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许多老师，但常常想起初中时的一位很普通的老师来。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所在村小学改为戴帽初中，那年我刚上初一。那时，学校大门隔马路对着大队门，大队里经常开大会，对着大门的屋檐下常摆着桌子，桌上放着麦克风。大队文书姓张，三十来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因脖子出疮，常围个围巾。他皮肤有点泛黄，眼睛不大，经常笑眯眯地，让人觉得挺有意思。他家在邻村，离大队五里路。

    有天放学后从大队门前经过，院内正在开会，他在念工作总结，只听得拖拉机几台，手扶拖拉机几台等一串统计数字，感到乏味。大队办了个学习班，将那些犯错误的和有劳动能力而不去劳动的人集中起来并强制劳动和学习。有次我到别人家去玩，看到张文书也在那里，据说这家主人偷吃了生产队的羊，他是来动员该人进学习班的。我认为这家人很好，不可能做这事，便认为张文书是没事找事。

    这年秋天刚开学，发现张文书变成了张老师，并且是我的班主任。我望着他忽然想起曾经看过的一部diàn yg，于是就对着一个同学的耳朵说：老师像某影片中的ri běn人，不料被他听着了。我想张老师从此对我有了看法。有次默读课文时，我和同学说话，他从外面冲了进来，让我站起来，我不站，他扯着我的帽檐想把我拉起来，结果把帽檐给撕了下来。同学们看到我的帽子成了瓜皮帽，感到很滑稽，引得哄堂大笑，我感到受了委曲。从此，我有了一种逆反心理，就开始和老师作对了。

    教室墙上贴着两幅画，一幅是几个人在测量土地；另一幅画是一个农家姑娘摊开一张纸正在写入党申请书。不久，大家发现画中一个测量人员长了老虎头，仔细看原来是黄金叶牌香烟盒的那片叶子。另外一幅画的入党申请书上多了一段奇怪的文字。张老师查明是我所为时，把我叫到办公室狠狠地训了一顿。

    那时人人学“毛选”，写心得笔记。我长时间未记笔记，老师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并将一位同学的笔记拿来让我看，我不服。此后，我常提些不同意见，如果某天将他瞌撞了，在晚上睡觉时想对策，好在第二天进行应答。

    班上评三好学生，大家推荐了一位较突出的，老师也倾向于这位同学，事情基本上就这样定了。最后老师象征性地征求大家的意见，别人无意见，而我发言将班上另一位同学做了介绍，并列举了许多优点，我只是想给老师出点难题。未曾想，评选的结果正是按我的意见办了。老师对我的看法有了变化，办板报时将我也拉上。记得那年夏天，板报上还刊登我写的一篇在夜间参加集体劳动的纪实报道。

    1976年，政治形势变得异常复杂，隔几天就有新消息，张老师经常给我们传达中央精神，以配合当时的政治教育。这时我们才发现，政治理论是张老师的强项，他有着深厚的功底，对每一事件都有分析推理。同时，他还写一些新闻稿子，让同学送到县广播站广播。这可能是当文书时养成的习惯吧。张老师在备课和写新闻稿以外还看许多书，他办公室里放一个小木箱，里面有《水浒》c《西游记》c《今古奇观》等当时难得一见的好书，看来跟随他已多年了。

    秋天开学不久的一天下午，老师们都未来上课，在一间屋子里聚精会神地听收音机，接着张老师来到教室，说：去世了。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呆了，于是抱头痛哭。仅过几天，同学们老师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在课休时打起pu kè。正打得热烈，张老师急步走进教室，厉声道：停止一切娱乐hu一 d一ng，为什么就不听？大家才意识到犯了大错，个个吓得面红耳赤，好在老师再未深究。

    后来到县城上高中，从此和老师很少见面。他调到他那个村去教学。高中毕业后，我在本村的学校当上民办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