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已经势在必行了。西安事变以后，形势大变，反内战、团结抗战呼声空前高涨，甫公以前是拥蒋fǎn gòng的，现在也公开支持共产党的统一抗日主张，释放了政治犯。一些南京官员，本意还是想继续‘攘外必先安内’，进一步加强党政军的中央集权，这从西北整军和川康整军都不难看出。听邓副司令讲，这次重庆整军会议上闹得很凶，僵持不下，要不是bào发了卢沟桥事变，还说不定如何收场呢。现在，既然日军进攻平津，战争进一步升级了，不抗战已经没有理由了。中央政府再不积极抗战，可能就不单单是西安事变的问题了，整个南京政府的合法xìng都会出很大的问题。但是，我担心，日军习惯于速战速决，眼下我国却忙于整军，军心不稳，管理紊乱，中央对这次日军侵略行动明显缺乏应有的准备，至今还没有听说过部署有力增援的消息，估计平津很危险。我认为，必须一边立即组织先头部队驰援平津，一边迅速召集最高级国防会议，包括我们川军、西北军、东北军和红军的军政领袖人物都要参加才得行，弄不好，还真得组建一个临时国防政府。”

    “嗯！很有道理。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大问题。到底老兄和共产党打jiāo道多，眼界就是不一样。第二个问题，川军首脑人物为争夺势力范围，混战了几十年，现在却一致要求出川抗战，你看是不是出于真心诚意啊？”王铭章接着问。

    “这一点我刚好也琢磨过。我认为绝大多数人都是真心的。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日本帝国主义灭亡我们中国的野心，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东三省和长城沦陷后，张学良的东北军长期背井离乡、漂泊不定，终于不堪屈辱，发动兵谏，使全国各方都进一步看清了，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已经行不通了，停止内战、坚决抗战是唯一的出路。第二，由于共产党人和一些著名民主人士的积极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已经在全国开展起来。特别是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之后，救亡运动更是波涛汹涌，势不可挡。我们四川也成立了很多呼吁抗战的民众组织，活动很积极。第三，我们川内的抗战气氛，你也晓得，打了几十年的内战，民怨沸腾，军内军外、上上下下都实在不想继续打内战了。由于共产党的大力推动，川内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一定会越来越高。”陈离轻声说，“我听说共产党派人做了刘湘和不少川军首脑的工作。”

    “怪不得，这样才好！”王铭章高兴地说。

    “第四点，”陈离接着说，“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抵抗政策酿成西安事变，当时大家都以为和共产党关系密切的张学良、杨虎城一定会干掉蒋介石，万万没想到共产党却出来做工作，释放了蒋介石。共产党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计前仇，很得人心。共产党主张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广泛支持，刘主席和不少川军将领都响应积极。反正我和邓司令是不会再打内战了。也正是以上这些因素，才有了现在的请缨抗战。所以，我认为川军将领的抗战意愿绝大多数人是真诚和强烈的。”

    “嗯，很有道理。我也实在不想再打内战了，包括川军之间、川军和中央军、川军和共产党的内战，我都不想打了。一直是同学、战友、老部下、老乡，转眼变成仇敌，互相残杀，实在没意思，还弄得老百姓民怨沸腾，结果引来鬼子入侵的大劫难，连老天也作干旱惩罚。真是天怒人怨，罪大恶极。”王铭章说。

    “就是。这一次，我们不论说什么也不再打内战了，谁发动打内战，我们反对谁。”陈离坚定地说。

    “好！我坚决响应！”王铭章当即支持说，“我们孙军长，也赞同共产党的主张，反对内战。”

    “太好了！这样就可以断言，在川北甚至整个川西和全川，是不可能再打内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