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也翻不起什么大浪了。

    同理，中国方面也很顺利地挖出了国民党在上海租界布置的各处情报站和联络点——不得不承认的是。这年代的国民党特务工作搞得实在是很粗糙，甚至粗糙到了近乎于外行的程度，居然有一条街的人都知道某处弄堂的某屋某人在蓝衣社特务处挂名拿薪水的爆笑情况，盖因此人经常仗着特务身份吃饭不给钱……

    反倒是上海这边土生土长的青帮势力，在民间潜伏得很深，一时半会儿很难把它连根拔起。但按照方志敏同志的乐观看法，等到上海苏维埃政府，或者说上海公社建设完成，并且对这座全国最大的城市进行过公有化改革之后，党的控制能力就能直达社会基础，这一切黑恶势力也就再也没有了容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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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接下来，作为党的创始人和本次会议的“特邀嘉宾”，陈独秀兴致勃勃地发表了一篇冗长的演说：

    “……大家都知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距离现在十多年之前，当我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且将其视为救国良方，企图传授给国人的时候，中华民族正处于有史以来最黑暗的灾难时代之中——军阀割据、列强横行、战火纷飞、文明倒退……

    在帝国主义统治的世界秩序之下，中国是一切根本矛盾最集中最尖锐的地方：是世界资本主义势力最大的商品市场、投资地、以及原料的供给地；是世界各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势力较量最激剧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与社会主义的苏联直接接触的地方之一；是殖民地反帝国主义革命最深入的地方；同时，由于极度残酷的深重压迫和广泛传播的革命火种，中国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最易于尖锐化——譬如每一次中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几乎都能迅速的转变为严重的政治斗争以至于武装冲突。

    由于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矛盾，都集中在中国的土地上，而且最易于尖锐化，遂造成了全中国无可挽救的经济和政治危机，造成了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使得中国的反动阶级无法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反而在各方面日趋崩溃，导致工人阶级与广大劳苦群众只有不断走向革命来找寻自己解放的出路。

    事实上，对于中国的出路问题，当时的各派政治势力都在提出自己的主张。控制中央政权的北洋军阀鼓吹“武力统一”，各省地方军阀则要求“自治”或“联省自治”。这两种对立的主张，实质上都是为了维护各派军阀自身的利益，解决不了中国的任何现实问题。在资产阶级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些改良主义者主张建立“好人政府”，以为用不着反对帝国主义和推翻军阀统治，只要有所谓的“好人”进入政府，中国就能得救。至于这些“好人”如何才能进入政府，以及进入政府后是否能起作用的问题，则是他们不能答复的。南方的孙中山虽然仍坚持民主主义的革命立场，但却提不出能够动员群众奋起斗争的革命纲领。

    由此可见，他们开出的药方，对于中国来说，不是于事无补，就是暗藏祸心，根本救不了这个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其它政治势力或虚伪空洞、或苍白无力、或荒诞滑稽的思想，我党根植于工农大众核心利益的革命纲领，最终在激烈的竞争之中脱颖而出，得到了人民大众的最广泛信赖。

    虽然在此之后，我党多次犯下了“左”或者“右”的路线错误，造成了无数令人扼腕叹息的失败和悲剧，其中就有我本人的相当一部分责任。但是，只要中华大地水深火热的悲惨现状得不到改变，只要人民大众依然期盼着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强大，我们的革命红旗就永远不会倒下！

    我始终坚信，无论在什么时代，我们中国人民都是勤劳和智慧的人民。当国家处于炼狱之中的时，我们必须勇敢地站起来，向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