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优秀干部和战斗小分队又被陆续调出支援其他斗争更激烈的战线。

    随着第7军士气不断下降，随着军官阶层中的某些反革命份子被收买，叛乱就爆发了。在李尔文的策动下，第七军参谋长柳德维斯特上校选择了变节，不光将第七军的军事部署全盘泄露给了尤登尼奇，还在少数“志同道合”的反动军官配合下，策反了一大批意志不坚定的士兵，调转枪口占领了红山炮台。

    而喀琅施塔得，其实问题不大，虽然也存在一定的反革命行为，比如破坏了通信线路，在舰队内部散布了大量流言，不过造成的混乱并不太大，还处于可以控制的范围。

    也就是在此时，尤登尼奇的先头骑兵部队总算是摆脱了沃罗洛夫的骚扰，抵达了加特契纳，甚至最前沿的先头部队已经能够看到见圣以撒大教堂上的金色圆顶了。

    也就是在此时，芬兰电台抢先广播说：尤登尼奇部队占领了彼得格勒。协约国驻赫尔辛基大使们也纷纷向本国政府正式报告了这一消息。于是全欧洲乃至全世界都传播着红色彼得格勒陷落的新闻，一家瑞典报纸竟然还称这为“彼得格勒热世界周”。

    在这一片混乱当中，托洛茨基抵达了彼得格勒，摆在老托面前的可以说是个烂摊子，第七军几乎已经全面崩溃，除了少数部队还在拼死抵抗尤登尼奇，主力已经一窝蜂的逃回了彼得格勒，甚至还准备继续向莫斯科方向逃跑。

    加特契纳已经被尤登尼奇占领，大光头的部队正在准备切断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之间的铁路，可以说托洛茨基稍微晚到一点儿，估计就被大光头的部队逮了个正着。

    彼得格勒呈现一种恐慌的状态，一切都在变坏；军队节节败退。溃不成军。红军指战员看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看季诺维也夫。而季诺维也夫则是一切混乱的祸首。

    托洛茨基后来回忆道：“季诺维也夫已经吓傻了。”

    对于季诺维也夫当时的表现，托洛茨基不断地在回忆录中给予挖苦和嘲笑：“……季诺维也夫在顺利的时候，照列宁的话来说，就是在‘万事大吉’的日子里，简直可以爬上七重天。可是一遇到危险，就往沙发上一躺（不是比喻，确实如此），长吁短叹不止。从1917年我们就发现。季诺维也夫的情绪始终处于两个极端，不是七重天，就是沙发，从没有中间状态。这也不例外，当我走进季诺维也夫的办公室时，他已躺在沙发上……人人都感觉到这一点，处处都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我从斯莫尔尼打电话给军用车库，让他们派辆车来。车子很迟才来。我能从调度员的声音里感觉到一种冷漠、绝望和注定灭亡的情绪，这种情绪已在基层行政机关中蔓延。”

    写到这里，托洛茨基笔触间似乎很是得意：“我决定采取坚决措施。因为敌人就在大门口。这种情况下，只能依靠我的列车小分队人员他们在任何困难条件下都可以信赖。赋以重任。这一回我派他们前往各个部门，检查工作，施加压力，建立联系，替代不称职的人员和堵住缺口等等。由于正式机构已经不受到信任，所以我不得不越开好几级，直接下到各区党组织、工厂和军营里去。许多人认为短期内城市将要易手，故而都不敢太出头露面。可是后来人们从自己身边感觉到，彼得格勒不会放弃，必要时还要进行巷战保卫她，于是情绪立即高涨起来。”

    “……勇敢和不怕牺牲的人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一队队男人和女人肩扛着工具走出工厂，来到街头。有不少妇女背着真正的步枪，或伫立在机枪旁。全城被分成若干区，分别由几个工人指挥部领导。最重要的地段布上铁蒺藜。确定了炮兵阵地，事先测定了射程。各广场和重要十字路口架上了约60门火炮，并全部进行了伪装。河沟、街头小公园、墙壁、篱围和房屋都构筑了工事，城郊和涅瓦河边挖了战壕，整个城市南郊地区变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