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就可以简单地将1978年一1988年间的一流财务运作者与CEO的反应建立-一对应的关系了）。当然，在 1926年一 1990年间，我们的高瞻远瞩公司业绩平平。这表明，如果CEO们只考虑财务上的成功，他们就在考虑很长远时期内的成功，这与我们描绘的作为持久繁荣机构的高瞻远瞩公司相符合。

    ＞＞我们能否信任CEO调查，找出名副其实的公司

    实施调查（哪怕一项针对深谋远虑、学识渊博的人，比如一流的CEO这样的人的调查）是一个不完善的方法。我们的调查要努力降低偏见，但不能完全排除偏见。一方面，那些在调查的时间跨度内得到积极宣传的公司在调查结果中可能并未得到恰当的表述。比如，美国运通公司在接受调查前几个月得到了大力宣传--有些宣传给它贴上了"高瞻远瞩"的标签。这也许影响了CEO的一些应对措施，在调查数据中给美国运通公司以不相称的高度评价。将美国运通与我们名单上的其他公司相比较，它并不具备高瞻远瞩公司的很多特点。

    我们还承认，依赖一项调查就是认为，按照定义，高瞻远瞩公司广为人知、备受尊崇。反之，这是对大型公众持股公司的偏见。（注意，我们的最终样本公司都是上市公司）。但是有的高瞻远瞩公司宁愿固守小规模或宁愿默默无闻吗？比如，L．L比恩公司 （1992年马尔科姆·鲍尔德里奇质量奖得主--对一个石材厂来说是个了不起的功绩）看上去具备我们的高瞻远瞩公司的许多特点，但它们仍为不公开招股公司，在某种程度上是隐蔽机构。

    虽然承认有这些困难，但我们仍相信，对CEO的调查尽管不够完美，但却是建立研究体系的最实用的方法。由于事先不了解高瞻远瞩公司的主要特点（这正是我们努力寻找的东西！），我们无法建立准确的科学筛选机构，最重要的是，调查有这样一个优势，它广泛拥有一批明辨是非的裁判，他们不存在我们所特有的偏见。

    还有人问，我们的调查是否仅仅再现了《财富》杂志列出的"最受尊崇"的公司（其采用的也是对CEO的调查），并不是我们列出的"高瞻远瞩公司"。并非如此。我们彻底分析了《财富》1983年一1990年列出的"最受尊崇"的公司，虽然高瞻远瞩公司在《财富》调查中得到了良好表述，但我们并没有发现一种-一对应的关系。1989年，两份名单中列出的所有高瞻远瞩公司均出现在《财富》前3O％的位置，但与排名前 18位没有-一对应的关系。（对照公司中只有两个公司出现在《财富》前3O％的位置。）当然，（如我们所预计的那样），高瞻远瞩公司确实备受尊崇，但高瞻远瞩公司并非《财富》"最受尊崇"名单的简单翻版。

    ＞＞相互关系及缘由

    在这个特殊的样本系列中，我们找出了某些区别高瞻远瞩公司与对照公司的特点。因而我们可以声称，这些差异与高瞻远瞩公司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产系。但是，我们不能随意关联。我们无法证明高瞻远瞩公司的特点必定在所有情况下都会带来持久的成功，我们也并非确切地知道，我们研究的公司找到了最佳商业道路--也许很多无人研究的私有公司依靠一套完全不同的策略，取得了更长久时期的更大成功。我们不能断言已经确切找到了原因与结果。严格控制下的实验不可能存在于真实的公司环境中，因而不可能有 1OO％的把握断言原因与结果。我们的对比分析让我们更加相信已经找到了原因，并不是没有通过对比的任意关联，但这并不能给我们以某种信心。

    但是需要强调，我们发现的区别高瞻远瞩公司的基本要素通常在这些公司成为大型成功的一流机构很久以前就会表现出来．实际上，这些特点一般出现在最终成功之前（再一次体现了历史方法的威力），这一事实让我们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