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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进入秦朝皇宫,见宫室富丽堂皇,美女珍宝不计其数,于是流连忘返,想留在宫中,享受一下做皇帝的快乐。跟随刘邦出身草莽的樊哙知此,气冲冲地责问:“沛公,你是想得天下,还是想当富家翁?此室中所有,皆秦所以亡天下也,沛公赶快回霸上,千万别留在宫中。”刘邦听了,大为反感,脸上露出不悦之色,不予理睬。不一会儿,张良也来对刘邦说:“只因秦王贪暴,不得人心,你才取得了今天的胜利,我们既然为天下除去暴君,理应以俭朴为本,现在刚进咸阳,若又像秦王一样享乐,岂不等于助纣为虐?况且‘良yào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希望您能听从樊哙的劝说。”他们终于说服刘邦还军霸上,揭开了楚汉战争的序幕。

    张良与樊哙同为批评刘邦,但因两人说话的方式不同,而效果也大相径庭。刘邦率先破秦入关,正功成名就、志得意满之时,逆耳忠言是很难听进去的。而出身草莽的樊哙全然没有意识到这些,阵反诘中含讥讽,令刘邦反感,故而对他的意见置之不理。而张良的批评则从分析秦为何灭亡和刘邦为何得胜入关,然后总结说明贪图享乐的后果,最后再肯定了樊哙意见的合理xìng。张良的分析恰到好处地扣住了刘邦的心理状况,强调刘邦所关心的成败问题,再加上语气委婉动听,虽是批评意见,刘邦也欣然接受。

    4.刺话难听,人言可畏

    批评他人,应讲究技巧和语言,不能讥讽、挖苦他人,伤害他人的自尊心和面子,否则批评只能产生更多的负面效应,而无法起到催人奋进、劝人改过的作用。

    有这样一件事。在一次会议上,张教授遇见了一位文艺评论家。互通姓名后,张教授对这位文艺评论家说:“久仰久仰,早知道您对天上的星宿很有研究,是位大名鼎鼎的天文学家。”评论家没有反应过来,以为是张教授搞错了,忙说:“张教授,您可真会开玩笑,我是搞文艺评论的,不研究什么天文现象。你弄错了。”张教授正言答:“我怎么是跟您开玩笑。在您发表的文章里,我时常看到您不断发现了什么‘著名歌星’、‘舞台新星’、‘歌坛巨星’、‘文坛明星’等众多的星宿,想来您一定是个非凡的天文学家。”

    本来张教授是试图用幽默的语言批评这个胡吹乱捧、不负责任的“评论家”。但张教授的幽默饱含了讥讽,过于尖锐,看似幽默,实则尖刻。他的奚落与嘲笑大大伤害了这位文艺评论家,表现出一种对对方人格的蔑视,这已大大超出了积极批评的范畴。试想,这位文艺评论家尽管在文章中不负责任地乱捧“明星”,可是这样的批评他能接受吗?非但不会接受,恐怕还会奋起还击,与张教授反目成仇,想必张教授的目的并非如此。因此出于善意的批评是不能讲刺话的。

    战国时期,魏国吞并了中山,魏文侯把这块新占土地分封给了自己的儿子。事过不久,他问群臣:“我是一位怎样的君主?”群臣齐声答道:“仁君。”然而大臣任座却大声说:“您得了中山,不封给自己的弟弟,却封给自己的儿子,这怎么能说是仁君呢?”因为按当时的礼仪,这样的地方都应封赏给君主的兄弟,魏文侯这样做显然是不合礼仪制度的。文侯听了大怒,任座也吓得急忙逃离。

    此时文侯又问翟璜,翟璜说:“您是仁君。”文侯又问:“你为什么这样认为?”翟璜说:“我听说,君主宽厚,大臣耿直。刚才任座说话那么坦率,这足以说明您是一位仁君。”文侯听后又喜又羞,赶紧叫翟璜把任座请了回来,并亲自下堂迎接,待为上宾。事后把中山改封了他人。

    大臣任座在批评文侯时,不注意方法,快人快语,讲了很刺激文侯的话,于是文侯大怒,任座自己也被吓跑了。而翟璜却很懂得批评的艺术,寓贬于褒,表面上听来是称赞文侯,实际上隐含着对他的批评,既间接地批评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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