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杰提出的攻夏三利，虽然从表面上看理由是可以成立的，但明显对赵官家和众人并没有什么说服力。

    不过，赵官家还是明显听进去了，略微思考了一下，便也来问道：“若要攻夏，几多兵力可下？”

    黄杰听来一愣，也是皱眉思考起来，只是他虽然提的出攻夏之利，但在军事的能力明显有些不足，一时间竟也被问住了。

    到时这时种师中瞧得真切，居然主动跳出来为黄杰解围，言道：“驸马所言攻夏之利，倒也有理！只是兵家攻城刻国，未有预言完胜之说，倒不如问问驸马，若是去攻夏国，该当如何战法。”

    有了种师中解围，黄杰也算找出了头绪，便来抱拳问道：“敢问小种将军，不知如今夏国之内兵力几何，大军屯驻何处。”

    种师中闻言捋须一思，便也道：“夏国号称有大军三十万，超过半数分散各地，只在东京兴庆府和西京西平府屯驻重兵，夏国不同大宋，并不看重边防，且军中精锐皆是骑兵，便是步卒也都乘马，来去如风。就今岁早些时候，倒也探得夏国国主李乾顺在兴庆府驻有大军十二万，其中那西夏的铁鹞子与步跋子两支精锐，总数该也不足两万，再有一支号称万人的重甲劲卒，其余皆是党项轻骑。年初一战，夏军折损虽然计有四万余众，不过就我军斩获而言，最多也不过是十停去了一停，虽是打折了党项人的脊梁骨，但若要言谈灭国，至少要倍之才可。”

    种师中这话说来，倒也中肯，毕竟西夏政权怎说也快延续了百年，国家形式已经健全，再说又是个以南下抢劫为毕生所愿的强盗政权，就算他真只有三十万的兵力，除掉这次被大宋干掉的三万人马，也还剩下二十余万，想要将其灭国怎么说也得准备至少五十万人马才行。

    黄杰听来点头，便也问道：“不知大宋在西北各地，又有多少战力可用？”

    种师中自然答得飞快，便也掰着手指道：“算起来，西军总计便是二十三万，各地所编厢军、义勇约在三十余万前后，若是算上屯堡驻守民装、青丁，凑个八十万倒也不难，只是战力可就堪忧了！”

    黄杰听来一乐，这东京城内外便已经号称驻扎有“八十万”禁军，想不到整个西北的战力“凑一凑”也才八十万而已。当然，大伙儿知道这“八十万禁军”实际上也就是个虚编，实编怕是二十来万也就倒头了。

    虽然这大宋朝廷冗兵、冗费和冗官的情况至今都是没有解决办法，但比起仁宗朝和真宗朝时海量的冗兵数目而言，本朝的冗兵程度确实要好上太多。倒不是因为本朝的赵官家会花钱的缘故，而是经过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还有苏轼和蔡京这些人不断的去触碰和试探改革的底线，变相对大宋原本的小农经济进行适当的刺激，进而催生出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使得大宋的工商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进而也就顺带着解决了冗兵的问题。

    大宋所谓的冗兵，并不是因为宋人穷兵黩武，不顾后果的强力爆兵所弄出来的，而往往是因为要维持社会的稳定，将受灾百姓或破产的小农直接举家征募为兵。

    此外，冗兵的很大一个因素也更跟大宋的兵制有极大的关系，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军官兵一般都有着不错的待遇，以至于在其他朝代常常成为阶级矛盾的导火索的招兵，在宋朝竟成了阶级矛盾的释放阀。

    每当一个地方出事，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政府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也正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要知道，仅是在仁宗朝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时，宋军的总人数就已经从太祖赵匡胤开国时的三十余万上下，一家伙增加到了一百三十万之巨，考虑到当时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一亿人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