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古文字，只是古文学家的伪托，研究古文字也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理，今文学家因而只推崇隶书，认为隶书古来如此，他们解释经典文义也只依靠隶书，这就有许多解释是靠不住的。正如许慎《说文解字?叙》所说：

    诸生竞逐说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曲中也。廷尉说律竟以字断法，苛人受钱c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旨。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号“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

    针对今文学家以隶书解字释经造成的曲解经意以及对社会上的用字及文字分析的恶劣影响，本着纠正对文字的误解，本着寻求经意正解的目的，许慎编纂了以小篆为基本文字规范的《说文解字》一书。许慎的解说文字本着研究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在研究中注意古今字形的对比，注意文献证据。如许慎《说文解字?叙》所说：“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睹，靡不兼载。”虽汉时隶书已盛行，但许慎以小篆为正体，主要是为了便于通过分析形体以讲解文字的本义。为了正本清源，《说文解字》注意理清文字以小篆为轴心的基本的形体系统以及大概的古今演变情况，因此，在说解中很注意古今对比研究，注意罗列籀文c古文以及当时的异体字，注意引证可信的古文经典，诸如《易》孟氏c《书》孔氏c《诗》毛氏c《礼》c《周官》c《春秋》左氏c《论语》c《孝经》等，博引通人之说。这样，《说文解字》实际上成为一本可信的c指导人们正确地理解经典意义的工具书。

    《周易》为“群经之首”，是中国古代最为特殊的哲学著作，其思想影响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从文献实际看，许慎撰作《说文》，从文字的整体编排c文字性质的总结到具体文字的训释，都受到了《周易》的影响，《周易》的整体观也使《说文》的释义成为一个自成体系的系统。只有以这种整体的观照c把握来研究《说文》，才能真正理解《说文》的文化价值。

    从《说文解字?叙》可知，许慎建立的540部首，以“一”开头，体现“唯初太始，道立于一”的意义，最后归结到“亥”部，“毕终于亥，知化穷冥”，体现“亥而生子，复从一起”，“引而申之，以究万原”的哲学意义，这一排列让人们想到了事物发展变化的终始循环的规律，也说明《说文》的部首排列是一个首尾衔接c循环不已的圆，体现了事物的不断发展c生生不已的精神，而540部统领诸字，正体现的是“孳乳而浸多”的由“（依类象形的）文”而“（形声相益的）字”的孳乳衍生过程，而这与《周易》的由阴阳两符号衍生八卦，进而由八卦衍生六十四卦的孽生历程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文为独体，有类于八卦，字为合体，有类于重卦，书者如也，易者象也，其理则一。”《说文》归纳的540部首，是以《易》老阴数六乘以老阳数九再乘以十（“数之具也”）所得（6x9一54，54x10一540)，《易》数九c六为阳数与阴数之极，极则变，变则通。因此，《说文》部首数的确立也是隐含有一定的意义的，即物极则变c变则通的道理。这一排列体现的是当时人们思想中普遍存在的宇宙及世界构成模式，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这一思想与《易?大传》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天道终则复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正贯彻了这一变通的思想，《乾》c《坤》为众卦之始，《既济》c《未济》为终，“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