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上阵杀敌，只能做一守份的奴才愚民，国将不国民将不民，吾以为，当代强国富民之道，乃在于办洋务强工商之本，练新兵强天下之势，兴教育启万民之智，变旧法成天下之治。”

    吴应熊对陈金声侃侃而谈，表示作为大汉国的国民，第一件事，要新风气，应该剪辫子，再蓄发，换上汉服，恢复汉人的精气神，这看似小事，但对一国之认同，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吴应熊超越同时代人的地方，在于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对外部世界的深闭固拒和僵化反应，导致中国近代严重的民族生存危机。中国与西方社会的历史、文化与环境条件存在着“东西二化，绝然悬殊，人心风俗，不可卒变”的巨大差异，并且，他正是在这一客观认识的基础上，力求最终寻找实现民权政治。他表示，“忠勇爱国”、“守法”、“保护私产”、“孝顺”、“科学”、“诚信守约”、“礼义廉耻”这些基本的思想共识，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又吸收了西方文明的思想成果，应该形成共识，成为大汉国的新思想。

    “龙总长英明！国无思想不立！”听到这，陈金声“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对吴应熊佩服之至，开了口，道：“吾亦以为，新大汉国可效仿先秦儒家思想，以仁、智、礼、义、孝为中心，摒弃宋朱文理后的扭曲后儒，倡导对民仁、对长孝、对子亲、对友义，博爱、厚生，诚实、守信，革故、鼎新，走法治之道。在教育部门开办新式学校、技校、夜校，培养应用人才。”

    治国思想确定下来了，剩下无非是辅之治民政策。

    陈金声继续说：“管理数十万甚至上百上千万的人民，与管理数百人的公司或几千人的军队不同，也得讲究方法。纵观中国古代治民，无非分民为士农工商四民，不妨法律规定，华人中四民皆平等，政府稳定农业发展，推广以先进技术解放农业劳动力，促进产业工人的转变，改变工匠的奇淫技巧地位，引导自由商业经济，培养有责任心的工商实业家。我愿意效力，将南洋地区的华侨商人团结到新大汉国，很多华侨都热衷捐款捐物给殖民者，不过是为了建设一个美好家园，现在大汉国就是我们自己的家！”

    吴应熊说：“这样太好了，有了陈公和诸位华商的帮助，大汉国一定能在南洋地区立稳脚跟，发展壮大！”

    确立建国思想之后，吴应熊还对大汉国的国民进行了深入了解，此时在南洋地区的华人，主要是经商的，矿工，多数为流民，都是目不识丁的劳动力，原本都是受人欺负的猪仔，对比以前的生活，所有华人都期待有一个新的政权能让他们翻身，过上好日子。吴应熊能感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和希望，他和陈金声能人谋划的新政推行，估计也会顺利，不过以当时大汉国的城市规模和人口结构，共和新政和工商立国的政策无法全面推行，吴应熊必须要未雨绸缪，脚踏实地一步步走，而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要进行军事改革，枪杆子里出政权，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当时的社会，在一个人拥有巨大财富后，又没有强大的武力保护，很容易遭到外人窥探和掠夺，一个国家也是一样的。更不用说处于“全球抢劫”的殖民时代，当婆罗洲是一片原始森林时，没有任何经财富价值时，那些强盗自然不会“撑着”没事干来抢它。但兰芳国经过百年建设，其他华人和荷兰人也开发了这片土地，上面的金矿和矿产，带来了巨额财富。吴应熊知道，大汉国移民过来再开发一段时间，将婆罗洲建设成一个富裕的地区，肯定会招来英国和法国那些欧洲列强的觊觎，他们就像嗜血的狼，到那时如果没有强大的武力保护，一番努力肯定白费。所以大汉国要想立足南洋地区就必须自力更生，在从广东和江浙地区来了五万移民后，吴应熊就开始对大汉国的军事力量彻底改革，枪杆子要重新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