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麻者赋布帛，以至杂物皆赋其所出”，生产什么缴纳什么，不强求一致；第三，重新丈量土地，按土质优劣计算亩积，分别以240、360、480、600和720步作为五亩，即把土地分为五等，据等征税，消除因土地质量不同而带来的赋税负担不均的问题。

    黄宗羲认为，要使民富，还必须“崇本抑末”。所谓“崇本”，即“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礼；所谓“抑末”，即凡为佛、为巫、为优倡以及奇技淫巧等不切于民用而货者，应“一概痛绝之”。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工商皆本”的思想是对传统的“重本抑末”的大胆否定。

    挑灯夜读黄宗羲的文章，吴应熊的心情顿时大好，开心笑了——看来大明还真是人才济济，当即将黄宗羲圈定为招贤榜的榜首！

    同在一起阅卷的阿九公主看吴应熊笑了，问道：“吴公子，什么事情这么开心？”

    吴应熊道：“为我大明人才济济而高兴啊。钱谦益之流，罢官也就罢了，只是徒有虚名而已。”

    黄宗羲的文章激情澎湃，吴应熊手不释卷，继续往下看，黄宗羲的思想还真是先进：在文章中，黄宗羲还专门列出一章谈《学校》。他认为学校中要析讲时事时政，要明是非之理，也要对政府行为有所监督。认为学官需要有较大的权力。学校也应广开言路，成为舆论场所。这种学校议政，参与是非判断的观点在当时非常新颖。黄宗羲认为“学贵履践，经世致用”。黄宗羲还指出，太学的祭酒，应择当世大儒充当，其地位应与宰相相等，每年初一，天子与宰相、六卿、谏议等都得前往太学。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郡县的学官，也由名儒主之。每月的初一、十五，大会一邑之缙绅、士子；郡县官亦须前往听学官讲学，而且执弟子之礼。

    另外，黄宗羲还在文中提出要“限制君权”，他在文中说，人类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释其害”，也就是说，产生君主，是要君主负担起抑私利、兴公利的责任。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然而，后来的君主却“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并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而不是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对君主“家天下”的行为从根本上否定了其合法性。

    “这黄宗羲真是胆子大，看来经受过牢狱之苦，也并不是什么坏事，将生死看得透了，竟敢提出限制君权。”吴应熊笑着对阿九公主说。

    “还有这样的狂生？”阿九公主接过黄宗羲的文章，一看，黄宗羲认为要限制君主的权力，首先得明辨君臣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

    黄宗羲说“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都是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因此，君主就不应该高高在上，处处独尊的地位。否则就该逊位让贤，而不应“鳃鳃然唯恐后之有天下者不出于其子孙”。至于为臣者，应该明确自己是君之师友，而不是其仆妾，“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如果认为臣是为君而设的，只“以君一身一姓起见”，“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自己的职责只在于给君主当好看家狗，而置“斯民之水火”于不顾，那么，这样的人即使“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同样是不值得肯定的。因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就是黄宗羲的君臣观。它对传统的“君为臣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纲常，